2010年，对中国近代史学界来说，研究成果依然是举不胜举。故此，笔者不想面面俱到地缕述过去一年的全部相关研究成果，而是简要勾勒一些研究热点和一些能体现新研究动态的成果，以及对老问题产生新看法的研究，特别是那些拾遗补缺与可以增加或改变我们对近代史中某些问题认识的研究，至于2010年出版但系收录此前成果的一些专书、翻译著作等，则不在讨论之列。 一、世界博览会与近代中国的相关研究 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令世人瞩目，出现一批对于世博会暨万国博览会历史的研究自然也值得注意。马敏主持的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与世界博览会——历史与现实的加大与思考”，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发表的《寓乐于会：近代博览会与大众娱乐》，重点考察了近代博览会的娱乐面向，认为大众娱乐活动丰富了博览会的内涵，增加了博览会的吸引力。《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的商品赛会》一文，则勾画张之洞与湖北早期博览事业的关系。他还发表有《世博会与近代东亚的参与》，从追求现代化角度讨论了东亚各国自上而下对世博会的参与情况，认为东亚各国在世博会上的优异表现与东亚强迫后发型现代化方式不无关系，参与目的在于借世博会展示国家形象，弘扬民族精神，推动文明间的交流与发展，文章对东亚各国与世博会的关系显然有些美化。此外，马敏的综述文章《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对有关研究进行了分梳，可以为读者提供不少信息。① 世博会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1910年6月5日在中国南京举办的大型物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即参照了世界博览会的特点并吸取了世界博览会的办展经验，堪称世博会在中国的前奏。朱荫贵《从〈商务官报〉看晚清国人对世博会的认识》②，认为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是古老中国学习西方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他以清末农工商部所办报纸——《商务官报》上刊载的有关文章，分析了晚清中国对外国博览会的认知及中国的第一次世博会——南洋劝业会举办的情况。而郝艳红的《清政府参加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③，考虑到既有的诸多研究成果，该文从材料到主题，有点缺乏新意。乔兆红则发表有《上海商会与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分析了商人和商会在中国参与博览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似乎有些夸大商人及商会角色。至于她的《妇女与世界博览会》，依然从妇女解放角度讨论博览会与女性关系，新见不多。④虞和平的《早期世界博览会与清末民初商人外交的兴起》⑤，关注的是以往学界关注较少的博览会具有的外交功能，特别是早期世博会中的商人外交。但作者在文中说的“商人外交”，列举的具体实践很少，主要仍是商人正常的经商、联谊等经济性质的内容，于商人外交的效果如何，依然有待深入讨论。 二、近代政治史研究 晚清时期，尤其是19、20世纪之交，中日关系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时期。由海外学者率先提出的所谓“黄金十年”的说法，实际上迄今未在国内被真正接受。对同一段历史产生截然不同的判断，而貌似对立的观点皆不乏证据可供佐证。如果说，既有研究或偏重两国间文化教育层面的交流，以见“同文”、“亲善”的一面，或将特为一般读者关心的军事战争史纳入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侵华的脉络中展开叙述，以佐证“抗战”说，而近来的研究趋势似有综合中、日两方面历史文献，重建两国政治关系实相的趋势。其中以孔祥吉在史料发掘和史事解说方面创获最多。⑥他在2005年论文中披露日文史料《宇都宫太郎日记》，据此提出庚子事变时期张之洞秘密联络日方，有“独立称王”之企图。⑦此说若能成立，不可谓不是颠覆性的发现，由此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和争议，也就不难理解。李细珠2010年发表论文与孔祥吉商榷，他利用张之洞未刊电稿，论证了庚子年张氏政治活动的性质，并特别辨析了所谓“政府”在清末语境中的含义，由此推断张之洞有过“帝王梦”的说法不能成立。⑧戴海斌较全面地爬梳了相关外交史料，从正面讨论了张之洞对日交涉的具体契机、渠道、行动及效果，并对其面临中枢将倒的危局时复杂内心世界有所窥探。他的另一篇论文，利用日方史料的记载，勾勒了庚子前后张之洞派往日本人员活动的实际情状，从另一角度证明张之洞之“帝王梦”并非确实，与李细珠文形成呼应；文中还特别强调了兼有外交代表和趋新士人双重身份的湖北留日学生钱恂依违于与清政权、维新党、幕主张之洞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一种“中等人物”别具历史意义。⑨孔祥吉在2010年发表的数篇论文，仍然坚持原有观点，对商榷提出反商榷，使得这一学术问题的研讨越来越向纵深发展。⑩此外，邱涛、郑匡民合作的论文，讨论了戊戌政变前的日中结盟活动，相比于官方层面的工作，日本民间团体在中国活动的触角更广、程度更深，不仅与张之洞、刘坤一等南方总督密切联系，其在华成员也不同程度地卷入了中国不同派系的政治活动。(11)综合以上研究，我们确可发现，在以往较为熟知的文化教育或军事战争的历史叙述外，中、日交往还有着另外一个重要层次，当时人眼中的日本形象实有着异于后日的定位。 学者还关注民国时期的政治文化及其建构。其中，王奇生对“反革命罪”在中国社会的最早出现进行了考察，认为是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攻下武汉后出现的，以审判守城败将陈嘉谟和刘玉春为契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革命罪条例》出笼。从此以后，“反革命”既是一个相当随意的政治污名，又是一顶可以致人于死命的法律罪名。(12)沙青青的《信仰与权争：1931年高邮“打城隍”风潮之研究》(13)，则希望透过地方个案来研究政治力量规训大众信仰文化背后的情景，并管窥国民政府时期的基层政治运作情况。他以1931年高邮“打城隍”风潮为中心，来揭示“民间信仰事件”背后的深层政治原因——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基层党政权力间的结构性冲突。他这里的研究可以同杜赞奇、沈洁等学者关于“反迷信”运动的有关研究进行参看。智利疆的《伪满洲国的“国家祭祀”及其日本化》(14)，关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怎么样在政治控制之下推行的文化征服活动，将伪满洲国的“国家祭祀”意图由初期的“尊孔崇儒”逐渐调整为“惟神之道”，将其纳入日本“国家神道”体系，最终实现了伪满洲国“国家祭祀”的日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