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是甲午战后的重要事件。目前研究“公车上书”的史料主要有三种：一、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上海石印书局代印《公车上书记》。书中内容依次为“仓山旧主”袁祖志《序》，长沙刘锡爵、斐如甫《序》，“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公车上书记》(以下简称《未还氏“记”》)，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及不著撰人《公车上书题名》。①二、同年八月，康有为弟子徐勤撰《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杂记》。②三、康有为自编年谱《我史》。其中，《未还氏“记”》写作时间最早(作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一日)，详细记载了“公车上书”的起因、经过及其流产的过程，被学界广泛征引。然其作者究竟是谁，一直是个谜。这对于判断《公车上书记》的学术价值、考察康有为与“公车上书”的关系而言，实是不可绕过的一环。 “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究竟是谁？黄彰健先生指出：“梁启超在《清议报》上为文，曾署名‘哀时客’。此序文或系梁所作，亦未可知。”③汪叔子、王凡两先生曾专文考察《公车上书记》的刊销情况，认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就是《公车上书记》的出版者“古香阁主”——“沪上的一个普通书贾”，理由是“未还氏”在其记文中称：“因为记其始末，刻其文及其(人)姓氏以告天下”。④欧阳跃峰先生判断他“与康有为的关系非同一般”。⑤马忠文先生“很怀疑此即为康有为本人”。⑥房德邻先生表示“不知他究系何人”，但“肯定不是康有为”，并就发动、组织、投递等几个关键情节质疑《未还氏“记”》的准确性。⑦茅海建先生从《未还氏“记”》、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杂记》、康有为《我史》之间的递进关系，推断他“很有可能是康本人或康党成员”。⑧朱宗震、王欣嘉两先生猜测“未还氏，似为王韬的隐名，待考。”⑨ 单就《未还氏“记”》本身来看，关于写作缘起及著者讯息表述如下： 试事既毕，计偕者南下及沪，为述此事甚悉，且有录得副本并姓名单见示者。为读一过，虽不免有言之过激，及陈义太高，骤难施行者，然煌煌之文，惊天地泣鬼神矣。因为记其始末，刻其文及其人姓氏以告天下。其各省分上之稿尚当汇搜续刻，以存一朝未有之公案焉。光绪二十一年五月朔。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记。 其中透露了三点：一、著者未亲自参加“公车上书”，其消息得自参加过“公车上书”却未中试的举子，他们还为著者提供了上书的副本并姓名单；⑩二、著者对于康有为的评价分为两面，一面盛赞康所撰“上清帝第二书”“惊天地泣鬼神”，一面又认为其中“有言之过激，及陈义太高，骤难施行者”；三、著者时居沪上，可能是一位老人，号“未还”。 某日，笔者偶然翻阅《经元善集》，其中有经元善致谢家福一函，文末称：“幸再与未还老人质证之(未还，沈谷人谱兄别号也)。”(11)然则“未还老人”沈谷人是否就是“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 沈谷人，即沈善登(1830-1902(12))，字尚敦，号谷成、谷人、行一，著名居士，法号“觉尘”。浙江嘉兴桐乡县人，出身书香门第，祖炳垣、父宝禾皆为举人。早年就学于钟文烝，受春秋谷梁学。同治六年(1867)，与胞弟善经同举于乡。翌年，中二甲第52名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13)受知师中有张之洞、马新贻、谭钟麟等。(14)中年，深研佛学，“以净土为总持，及专念他佛散心得生之理”，(15)并兼涉西学。沈氏自称：“余夙世为僧。幼六七龄时，数有梦征，绝险怪，历十年不变。最后梦得师资，为题自画小影，乃截然不复梦。岂余固从西土来耶？因取题句意，自号‘未还道人’。”(16)光绪四年(1878)，他与好友张常惺等，结坛苏州邓尉圣恩寺，写《弥陀经》、摩崖于杭州西湖小霍山。至今垂为胜迹。此外，他还积极参与佛经刻印活动，曾向日本佛学家南条文雄等托请中国失传佛典，择善付梓，并与著名居士杨文会、许灵虚相交甚密。(17)光绪八年，沈善登出面承办湖北荆门煤矿，然因盛宣怀“事多掣肘”，上海又发生大规模金融倒账风潮，股商纷纷退股，最后只好将矿转给盛宣怀。(18)在电报兴办过程中，也有沈氏活跃的身影。(19)沈善登还多次参加义赈，并因此与沪上名流经元善、郑观应、谢家福相识，结为金兰之交。(20)郑观应《易言》一书曾请他与谢家福二人修订(21)；经元善创办上海经正书院，又请他出面主持。(22)晚年，沈氏专精《周易》，勤于著述。其生平好藏书、刻书，有《报恩论》、《经正民兴说》、《论余适济编》、《古本大学顺文》、《需时眇言》、《证心集》等行世，并编刊“豫恕堂丛书”。(23)时人对他的评价是“道心甚坚，佛学甚深”；(24)“深通六艺，博极群书，深识达览，洞视古今中外……而守道纯笃，不肯枉尺直寻，以求用于时……深通内典，博涉泰西政艺之学。”(25)张岱年先生曾专文研究沈善登的哲学，指出：“他的思想是经学、佛学和西学的混合物。”“沈氏提出了一个颇有独创性的宇宙论学说，从哲学思想来说，沈善登的思想与康有为、章炳麟相比，似乎并无逊色，而且较为完整……沈氏的学说还是值得注意的。”太虚法师列之为“夺禅超教律之净”的代表人物。(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