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严复、梁启超二人一直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在围绕二人关系的研究中，以往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比较严复与梁启超的思想异同，二是考察严复与梁启超的交谊活动。研究者们以往关注的主要是严复对梁启超的热赞、评骘、暗讽、冷讪，很少去考察梁启超对严复态度的变化。只有黄克武的文章在这方面有所涉及，但作者同时认为：“作为后辈的任公则默默地接受严复的批评，除了光绪23年(1897年)所写的《与严又陵先生书》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反驳。”其实，沉默也是一种言说。 让我们先从《清代学术概论》谈起。 一、从《清代学术概论》谈起 严复是近代中国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今天翻开任何一本中国近代史教材或专门史，在写到戊戌变法这一历史时段时，都会提到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四个人，而且在着墨上不会相差太远。 然而，如果我们打开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会发现，该书在对以上四个人的论述上，存在明显差异。比如对乃师康有为，全书用了两节(第23、24节)三千多字进行介绍和评价；对梁氏自己，也用了两节(第25、26节)四千余字；对谭嗣同，用了一节(第27节)两千多字；而对严复，则只在第29节中用了85字予以介绍和评价。这85字是：“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①很明显，其中有10个字是否定性的。 不仅如此，梁启超在这一节中对西洋留学生在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作用基本上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说：“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就此点论，则畴昔之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② 为什么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康、谭、梁、严的论述会出现如此大的悬殊呢？ 如果说梁启超在撰写《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过程中，因格于体例③或限于时间，无法对严复的思想做深入的思考，而只能就自己掌握的资料，随着思想的展开信笔而书的话，那么他在其它相关著作中应该对严复的思想做一详细的介绍，并予以客观的评价。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号《绍介新著》栏目里介绍严复翻译出版的《国富论》前两编时，曾一方面肯定严译《国富论》在选择上“诚得其本”，在翻译过程中所加按语“启发学者之思想力别择力，所益实非浅鲜。”在各种名词的审定上，“按诸古义，达诸今理，往往精当不易。”肯定“严氏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同时他也指出了此书的两大不足：一是太旧。“此书印行后，迄今百有余年。其间学说之变迁，不下数十派。愈辨愈精，愈出愈新。至今此书，几如夏鼎商彝，视为陈迹。”二是文字太艰涩。“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梁启超接着还写道：“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④梁启超在这里表面上半是肯定，半是否定，实际上否定多于肯定。 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3年第10号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章《近世之学术》中，对严复作了如下介绍和评价：“海禁既开，译事萌蘖，游学欧美者，亦以百数，然无分毫影响于学界。惟侯官严几道(复)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等书，大苏润思想界。十年来思想之丕变，严氏大有力焉。顾日本庆应至明治初元，仅数年间，泰西新学，披靡全国。我国阅四五十年，而仅得独一无二之严氏，虽曰政府不良，有以窒之，而士之学于海外者，毋亦太负祖国耶！”⑤在这里，梁启超对严复在当时思想界所起的作用予以了肯定，但是，这种肯定仍被置于对欧美留学生的基本否定的语境中。 按照常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严复思想的介绍和评价，应该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然而事实是，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对严复思想的介绍，不仅没有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而且评价比以前更低。从“十年来思想之丕变，严氏大有力焉”到“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这两句带有价值评判性的话，高矮轩轾，一看即明。 《清代学术概论》出版后不久，即1922年，梁启超在所撰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把近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的进化分为三个时期，即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从社会文化上感觉不足。其中在谈到第二期的代表人物时指出，“在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⑥，并认为“这一时期学问上最有价值的出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部书”⑦。据笔者所知，这是梁启超第一次将严复与康、梁相提并论。后来，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谈到清末新思想运动时，提到了四支“主要潮流”，或者说思想界之“重镇”，即“我自己和我的朋友”，“章太炎(炳麟)”、“严又陵(复)”、“孙逸仙(文)”。在此，梁启超再次将严复与其本人及朋友、章太炎、孙中山等人置于同等的地位。在具体谈到严复时写道：“他是欧洲留学生出身，本国文学亦优长，专翻译英国功利主义派书籍，成一家之言。”⑧梁启超对严复的介绍和评价仅止于此。以后直到逝世，再也未见他对严复的思想和翻译活动做过系统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