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科是在20世纪之初中国教育近代化改革起步时期，中小学校开设的一门社会伦理道德教育课程。它于1902年酝酿设置，到1923年被“公民科”取代，存在21年，其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都在修身科中得到相应的反映。近年来，修身科的研究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课程和教科书两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①。但把它放到其存在的辛亥革命社会背景下研究还不多见。 一 修身科的创设及辛亥革命前的修身教科书 我国中小学教育的全面近代化改革开始于清末新政之初，1902年5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但未真正实行。1904年1月，再颁布《奏定学堂章程》。1905年，正式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中国近代化的教育体制完全确立。 与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的课程(即所谓实科)必需翻译、使用外国教材不同，国文、修身、历史等人文学科的教材，大都要借鉴东西方国家的模式，依据本国实际自己编写。以“修身”命名，顾名思义，是来源于儒家经典的修齐治平的传统理念。它的本意就是陶冶身心，涵养德性。故前后两个《学堂章程》都明定修身科居于各科之首，“壬寅学制”还规定了相当高的教学时数：蒙学堂和寻常小学堂每周8至12小时，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每周2至4小时(注：每周12日)。“癸卯学制”做了减少，规定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每周2小时，中学堂、师范学堂每周1小时。 各级学堂修身科的教学目标与内容，按“癸卯学制”规定，修身科“要义在随时约束以和平之规矩，不令过苦，并指示古人之嘉言懿行，动其欣慕效法之念，养成儿童德性，使之不流于匪僻，不习于放纵。尤须趁幼年时教以平情公道，不可但存私吝，以求合于爱众亲仁、恕以及物之旨。此时具有爱同类之知识，将来成人后即为爱国家之根基”②。初等小学堂要“摘讲朱子《小学》，刘忠介《人谱》，各种养蒙图说，读有益风化之极短古诗歌”③。高等小学堂“讲“四书”之要义，以朱注为主，以切于身心日用为要。读有益风化之古诗歌”④。中学堂“修身摘讲陈宏谋五种遗规……所讲修身之要义，一在坚其敦尚伦常之心，一在鼓其奋发有为之气，尤当示以一身与家族、朋类、国家、世界之关系，务须勉以实践身行，不可言行不符”⑤。总之，两个“学制”规定中小学修身科的主体内容，都是以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为根本，值得注意的是，“癸卯学制”提出了培养爱同类、爱国家的情感，在中学阶段注意学习个人与家族、朋类、国家、世界之关系。 教科书在20世纪初属于新鲜事物，制度内有影响、有实力的人士颇为在意扶植。张之洞就慎重表示，教科书的编写，“此教育根基，关系极重，着手极难，非亲往日本以目击为考定不可，似非专恃购来图书所能模仿”⑥。修身教科书的编者都是当时学有专长、具有进步思想、有影响的人物。商务印书馆1905-1908年出版《最新修身教科书》，“修身课本的初小十册由张元济编，高小四册由高梦旦编，中学五册由蔡元培编。这个阵容可见他们对修身课本的重视”⑦。陆费逵、范源濂亲自编写中华书局出版的修身教科书。 清末教科书基本实行审定制，民间自行组织编辑，报学部审定后出版发行。但是，初时的修身教科书，受两个“学制”规定的方针限制，以三纲五常为经、以修齐治平为纬，以传授传统伦理道德为主，“作为课本，还不能对它作明目张胆的反叛，只能在旧瓶里适当换些新酒而已”⑧。但教科书中一般不再使用“三纲五常”等词语。 由于改良派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宣传，如梁启超所说：“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⑨由于立宪运动的高涨、预备立宪的实施，及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传播，修身教科书适应时代的潮流吸收新内容。编纂者在遵守审定制的前提下，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宣传新的思想观念，不同出版机构、不同版本的教科书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和特色。 由蔡元培编纂、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代表了辛亥革命前修身教科书的最高水准，署名蔡振或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该书五册，分为上下二篇，上篇注重实践，下篇注重理论。蔡元培称：“本书悉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原理，旁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说，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会。”⑩他还指出：“修己之道，体育、知育、德育三者，不可以偏废”，“康强其身为第一义”(11)。又指出：“凡有权利，则必有与之相当之义务。而有义务，则亦必有与之相当之权利。二者相因，不可偏废……人之权利，本无等差，以其大纲言之，如生活之权利、职业之权利、财产之权利、思想之权利，非人人所同有乎？”(12)针对国民的义务，他指出：“爱国心者，本起于人民与国土相关之感情，而又为组织国家最要之原质，足以挽将衰之国运，而使之隆盛，实国民最大之义务，而不可不三致意者焉。”(13)该书融合古今中外的伦理道德，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理论水平。 二 辛亥革命后修身教科书的格局 辛亥革命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国人由皇帝的子民变为共和国国民，在制度和法律的保障下，享有国民的权利与义务。然而，国人对于做共和国国民的思想准备十分不足。因此，中小学修身教科书成为国民品德和国民素质教育的主要渠道之一。 1.教科书有其鲜明的时代烙印 1912年1月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14)。于是，各出版社按规定组织编写新的教科书，书名即具有共和国色彩，如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修身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