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1)02-0156-07 一、晚清“国民”意识的崛起对新式国民历史教育的激发 何谓“国民”？“国民”二字并称在汉语里出现甚早。《周礼·春官·墓大夫》有：“令国民族葬。”《左传·昭公十三年》有：“先神命之，国民信之。”《史记·东越列传》有：“威行于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汉书·王子侯表下》有：“坐恐猲国民取财物。”不过，古人所使用的“国民”一词，与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国民”，有很大的距离。在传统观念中，“国民”一词，可以与“臣民”、“庶民”、“黎民”、“黎首”等词互相替换使用。国民是上天的子民，而不是现实政治实体中的一分子，不具备明确的政治权利，与王朝的循环更替没有直接关联，不需要承担相应的政治义务，具有现代特定涵义的“国民”自古未闻[1]，无怪乎近代人批评谁应负国家兴亡之责说： 国土云者，一家之私产也；国际(即交涉事件)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2] 认为“民”与“君主”所拥有的“国”之间并不发生直接的联系。而清初黄宗羲等人的言论虽已酝酿出近代意义上“国民”观点的某些芽孽，然而并没有持续发展，在19世纪之前的思想界没有产生什么积极影响，反而是到了晚清，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的“国民”观念从西方、日本输入中国之后，黄宗羲等人业已消失的声音始重获新生。因此，清季思想界所出现的“国民”观念，除了继承16、17世纪以降在中国自发酿成的本土资源外，更多是借用产生于欧洲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国民”概念。 据研究，1880年在王韬等人的著述中就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国民”，与中国原有的国民含义大不相同。近来又有学人发现，最早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中，已经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国民”一词。这个新名词大概并非单纯国人的贡献，往往是来华外国人士为了翻译上的用途，而和他们身后的中国助手一起逐渐发明出来的。一开始在国人的圈子并不流行，后来国人极力鼓吹的“国民”概念反而是从日本“逆输入”。[3]现代意义上的“国民”逐渐流行，或在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对“国民”作了较为明确的界定，他说： 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4] 又说，“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5]。国由民成，国为民有，“国之事”、“国之法”、“国之利”、“国之患”均与民息息相关。“国民”不再是帝王的私有财产，而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否定了“朕即国家”。所以，一旦国家有难，人人有义务保卫国家，“爱国心”由此生焉。梁启超所强调“国民”之概念，正是要把归属世袭君主一家一姓的“国家”，转化为君主与“国民”共同拥有的国家，国与民休戚与共：“中国者，吾黄帝子孙之国，非白种之国也。……吾等同为国家人民，各有救国之职，各有复我权利之本分，安可互相推诿，以我生长之国，膏腴之土，拱手让诸外人耶？”[6]“中国而有国民也，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气凌欧美，雄长地球，固可翘足而待也。中国而无国民也，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所谓万劫不复者也。故得之则存舍之则亡，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国民之不可少也如是。”[7]又谓“盖国者，国民之身体也，国民者，国之性命也。国之于国民如鱼之于水，人之于空气然。鱼无水，鱼立僵，人无空气，人立戕，国无国民，国立亡，其道一也。”国民既然关系国家之兴衰命脉，那么合格之国民应具有哪些品质？梁启超云：“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8]时人或强调国民应具备“独立之精神”、“合群之性质”、“自主之品格”、“进取之能力”、“协图公利之思想”、“不受外界抑制之气魄”。[9]晚清士人所认识或理解的“国民”，即“国民意识”，其内容相当宽泛，边界并不清晰，当时文献中论及的有权利、义务、自由、平等、独立、自尊、自信、自治、尚武、进取、冒险、爱他、合群、功德、毅力、爱国、进步、国家思想等面相，丰富而复杂，亦新亦旧，具有鲜明的过渡时代的特征。 20世纪初，国人的“国民”观虽然包含了西方“公民”观念的某些内涵：“国民”是相对于社会上的特权阶层而存在，他们被劝告要发扬公民道德，并增进共同的福祉，应该参与国家的管理工作；然而，中国的“国民”并不是被赋予权利、可以向国家提出某些特定要求的个人，而是必须在国际舞台上捍卫国家权利的一群人。“国民”不像之后更适合用来指称“citizen”的“公民”或“市民”，它并不强调国家当中的个人，而是一种集体存在。[10]1905年出版的一本《国民必读》对“国民”作了如下定义：“须知国民二字，原是说民人与国家，不能分成两个。国家的名誉，就是民人的名誉；国家的荣辱，就是民人的荣辱；国家的利害，就是民人的利害；国家的存亡，就是民人的存亡。”并进一步解释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国家譬若一池，民人就是水中的鱼。水若干了，鱼如何能够独活？国家又譬若一棵树，民人就是树上的枝干。树若枯了，枝干如何能够久存？”[11]此处所谓“国民”，更接近英语“national”而非“citizen”的定义。“national”强调的是人民对国家或政府的义务，“citizen”突出的则是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晚清各派政治势力对“国家”、“国民”诠释自然有所不同，但均侧重国民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则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