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1866-1934)与桑原骘藏(1870-1931)同为日本京都大学文科最早的教授，在日本被尊为以中国古代史为主的“东洋学”的泰斗，但都不屑于“为学问而学问”，而颇有意于“致用”，对超出他们专业范围的中国现实问题(包括中日关系)，有浓厚兴趣加以观察，并凭借其学问作出判断、发表见解，故在中国爆发武昌起义后，他们围绕辛亥革命乃至其后的民国社会、现实中的中日关系，有不少议论。这些评论，面向日本社会各方面，较之于二人的学术论著，在当时有更广泛的读者群，至今在日本的“东洋史”研究者中仍广为所知，且不乏共鸣者。但在我国近代史学界，却是知之者不多。值此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梳理并剖析一下这两位实时观察辛亥革命、民国社会的日本历史学家的相关议论，或许仍有意义。 一、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与议论 (一)对辛亥革命和中国革命派态度冷漠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与日本有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在武昌起义之前，包括孙中山、黄兴在内的革命党人以日本作为重要的活动之地，同时还有一些日本友人积极支持乃至参与革命党人的活动。但是，据笔者所见，内藤湖南与桑原骘藏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却从未专门谈及中国的革命运动。 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那时不注意中国的现实情况，从他们后来的议论当中，可知其对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重要事件和相关人物的言行、甲午战争后清朝统治集团与民间社会的变化等等，都有相当具体的了解，且就在1910年5月，桑原骘藏在《艺文》杂志上发表了他的首篇谈论现实中国问题的文章《清国的京师大学堂》，而内藤湖南则在1911年5月发表了题为《清国的立宪政治》的演讲(6月又将其发表于大阪的报纸上)，其中将清朝实行预备立宪的“根柢”归结于“害怕舆论的风气”、“黄宗羲所作《明夷待访录》之民主思想”、“该国习惯的平等主义”、“尤其是曾国藩等实行之官民平等思想”，并不重视立宪派的影响，更不强调革命派的活动①。因此，似可认为，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内藤湖南与桑原骘藏实际上都是漠视中国的革命运动的。 对于武昌起义的爆发，曾长期做过新闻记者的内藤湖南，较之于一直是学者的桑原骘藏，表现出更高的敏感性，仅时隔6天，即10月17日，他就开始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连续撰文，谈论“革命军的将来”。从文章内容看，他对于革命军的主张及革命的性质并不关心，而是聚焦于与战事相关的各种具体情况，诸如武昌战略位置的重要性、革命军与官军的实力对比、黄河铁路桥能否破坏以阻止官军南下、革命军能否掌握水上交通之主动权、战争所需资金从何而来、袁世凯与吴禄贞谁更适合作为官军统帅，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内藤湖南作出的预测：“如果革命党的运动有余地持续半年，则北京政府的命运将更加危险，说不定由此最终会成为支那之一大事”②。在11月中旬发表的《支那时局的发展》中，他又指出中国的“事变”“急转直下”，“都是朝着有利于革命军发展”，“最可惊之事，是武昌、汉阳的革命军尽管在军事上不太成功，只打出叛旗，就已对全国发生非常大的影响”，“时局转瞬即变，简直叫人想起法国革命之时”，“就支那这种感觉迟钝之国来说……出乎任何人的意料”。即便如此，他对革命运动、革命派及投入革命的其他中国社会力量还是不感兴趣，而热衷于对比日本倒幕运动时的德川幕府与此时清廷的处境，推测中国温和派(康、梁及袁世凯)与极端派(革命党)对待清廷的态度孰占上风，分析列强中哪些国家会因中国社会动荡而受到很大影响，为日本政府筹划对即将退出政治舞台的清廷所要采取的方策，同时，还对日本当政者突出强调他在辛亥革命中发现的“千载一时”的“机会”：“内外蒙古各部、西藏等将不归服新立国的共和政府”，“他们第一不喜归服汉人，是显而易见的，或许更不会认同共和政府这种没有受命于天之天子的国家，外蒙古之类即使接受俄罗斯保护，也不会服从新的共和国，西藏的达赖喇嘛等肯定反倒希望得便于俄罗斯或英吉利。这样一来，因为内蒙古也有与日本关系很深的王族，故予以了结也就提上了日程。而新的共和国或许对这些塞外领土全无眷恋，且将这些麻烦之物分离出去，对支那经济反倒是有益的。”“无论如何，面对如此机会，必须步步抢占先机，在各种不满发生之前下手了结。”③从11月24日至12月8日，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举行的“周五演讲”上，以“清朝的过去与现在”为题，连续演讲3次，在1912年5月又将演讲内容结集，改题《清朝衰亡论》出版。在此书的结论中，他明言：“不管怎样，革命主义、革命思想的成功是没有疑问的。”④ 内藤湖南并不讳言他对辛亥革命并无“同情”、“赞成”之意，即使颇为自己较早断言革命成功而自得，也指明“仅仅是从预测事件之自然过程而言”⑤，即纯属从客观观察得出判断。从上文可以看出，他观察“自然过程”，焦点置于当时中国各派之间力的关系，而对本为“事件”主角的革命派，则只是作为多角中的一角，最低限度地提及，而无意作稍为深入的考察和分析。这说明，他并没有改变对中国的革命派一贯冷漠的态度。内藤湖南的态度当然是有缘由的，后面将略作分析。至于他急切要求日本当政者趁中国的动荡向内蒙古下手，正显露出这位号称“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著名学者对中国的真实情感。 如果说内藤湖南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虽然高度关注革命的进程，推测中国政局的变幻，但对中国的革命运动、革命派依旧冷漠的话，那么，桑原骘藏则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现他的冷漠，即：对辛亥革命进程本身视而不见，对中国的革命派也无意了解，而只挑选革命中的一些用语、现象做考证文章，以展现他的学术功力。 1912年1月，桑原骘藏发表了他的唯一一篇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文章《支那之革命》，该文只笼统地说了一句武昌起义后的革命战争是1911年东洋的大事件，而对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追求民主共和、渴望争得国际平等地位这样一些反映中国社会变化的重大问题，却一概不予理会，其所论问题，涉及革命军自称黄帝子孙是否于史有据，运用黄帝纪元是否可靠，满族入关时的屠杀较之于女真人对于北宋、蒙古人对于南宋的屠杀行为是否更为残忍，文字狱屡见于中国古代历史、而清朝则相当严酷，强制辫发、胡服在中国古代女真、蒙古人统治下早有所见，清朝处理权力关系实际上很注意满汉均衡、这种状况在清末才起大的变化，革命党虽大力鼓吹排满兴汉，但中国人在古代屈从于外族统治压迫的现象并不少见，等等⑥。关于辫发问题，桑原骘藏还意犹未尽，于是在1913年2月又发表文章，更具体地考察中国人辫发的历史过程。 那么，是否由于桑原骘藏身为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只对中国古代有学术兴趣，因而一心追寻与辛亥革命有关联的中国古代史迹呢？看来不是这样。 1913年8月，桑原骘藏发表了他为纪念明治天皇去世一周年而写的《从东洋史上所见明治时代的发展》一文，指出中国在受到甲午战败的沉重打击后觉醒、变法自强之语风靡朝野，颇为赞赏中国实行革新，制度、文物、学术、教育等皆从日本输入；又强调中国在日俄战争后的革新相当引人注目，肯定清政府展开预备立宪、发出满汉平等的上谕、普及学校教育、编练新军⑦。而几乎同样的内容，又见于1913年10月桑原骘藏发表的《黄祸论》一文中⑧。这就说明，桑原骘藏决非对中国社会现状不感兴趣的冬烘学究，而是相当关注、了解中国在甲午战争后所发生的各种变化的，且明确将“变法自强”及清末“新政”，当作中国“觉醒”的表现，不吝予以称赞与肯定。但是，唯独对中国在同一时期展开、且以日本作为最重要的海外基地、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运动，他却有选择地忽略了，全然不提。从桑原骘藏的言论中，人们能够深深感受到他对辛亥革命的冷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