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科举而后有功名。由于功名与身份、利禄、仕途攸关，因此，循科举求功名，就成了千百年来士人齐集、梦寐以求的“正途”。士人汲汲于功名，由此形成的功名意识不仅主宰士人命运的悲欢，而且渗透、弥散到整个社会，积久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由科举衍生而来的功名意识，甚至到了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在士人与社会中依然广有市场，并没有因科举的废除而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尽管在科举时代即不乏“不事科举”、疏离科名的读书人，近代以降受时局影响，更多的士人由“程文闱墨”转向“时务新书”；庚子国变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更径直走向革命，但科举、功名在士人的心目中仍居于无可替代的中心位置，具有别样的魔力，以致于1905年清政府在宣布废除科举的同时，为了减轻可能造成的剧烈社会震荡，不得不做出另外的制度安排，推出一系列学堂奖励政策，给予新学生（含留学生）以科举时代相应的进士举贡等“名分”①。即使到了民国时代，这种意识也并没有完全褪尽。本文即以科举废除前后功名意识的流变为中心，一方面着力还原由废科事件引发的清末民初知识人社会的多元面相，以及功名意识在士人与社会中的长久影响；另一方面透过功名意识的流转呈现近代中国制度变革所面临的纷繁复杂的难局和困境。 一 “澹于希世，不事科举” 1910年廖平为吴虞《骈文读本》作序，称其“澹于希世，不事科举”②；吴虞在后来的一篇文字中亦曾忆及戊戌后的从学经历，自谓身当蜩螗鼎沸之时、国学凋残之际，所“苦心矜炼”者，亦在新学与政法③。末代探花商衍鎏之子商承祚晚年自述平生，说他的父亲虽由科举而入仕途，“但决不愿我走他的老路，勉励我钻研学术，著书立说做个学者。”④科举荣名并不是所有读书人的终极追求。丘逢甲在1905年前后曾有过多篇轻篾科名的诗作，“科名末造贱文章”、“神州苍莽英雄出，不为科名合着鞭”⑤，表达的也是寻求新知、以道德文章传世的心迹。孙宝瑄则以殷实的家计为保障，选择了“名士”一途。当众多读书人仍在为举子程文苦心焦灼之际，他早已阅读了大量的时务新书，经史典章，法政经济，西学与新学，孙宝瑄正以一种悠然放达的姿态实践着晚清中国士大夫的经世抱负。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中追忆甲午年的中国时势，那时他还是苏州城里一名19岁的秀才，战败修约的屈辱使他痛感八股八韵之外，必须研究点别的学问，对功名仕途亦即不那么热心了⑥。由此可见，“无风尘之慕”非晋人独有的风度，在科举时代它同样构成了读书人追求“志”“道”的一种方式。 当然，“澹于希世，不事科举”并不是晚清才出现的一种人生选择，自有科举制度以来，便有一群独立于功名社会之外的读书人。《朱子语类》中“可惜举业坏了多少人”、“科举累人不浅”的指摘抉剔在明清两代曾被广为引用；明道先生“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的行状也成为众多读书人的楷模。但由“程文闱墨”转向“时务新书”，却是清季才出现的一种转向。 这种转向在绵延不绝的内忧外患逼拶之下，又迅速催生出不同于传统的另类样态。庚子国变之后，受时局和新学的影响，有些士子开始萌蘖民主革命思想，不再把功名放在心上；有些则抛弃举业，径直走向革命。胡愈之记少时的求学经历，说到读小学堂时，便常看些《新民丛报》、《浙江潮》、谭嗣同《仁学》一类的书报，幼稚的头脑里已装满了民主革命思想，对于功名出身，全不放在眼里⑦。国事之“痛心惨目”造就了彼时放弃功名、转而以实事拯救危亡的读书人。1902年，18岁的熊十力“稍读船山、亭林诸老先生书，已有革命之志，遂不事科举，而投武昌凯字营当一小兵，谋运动军队。”1911年，他亲身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⑧。同样是受到明末诸老遗志的鼓舞，1906年，游学日本的宋教仁在日记中记其阅读阳明先生“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时的一番深重感慨，读书用以明志，追慕先哲，习其“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⑨。时年24岁的宋教仁已是当日掀起革命巨浪的领袖人物，抛弃举业自然不消说，而他对阳明先生的诚心思慕却刻画出了一番精神饱满的儒者气象。作为革命者的宋教仁与日后走上以学术为经天伟业的熊十力一样，都以抛弃举业为表达志向的方式。持志与痛心一起，成为真实面对时代灾难的见证。与科举时代的隐者不同，清朝末年，不事举业的读书人所放弃的，不但是功名利禄，更是科举制度所象征的一种正统秩序。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记述了1897年应江南乡试的一段经历，正是那些迂腐不堪的应试者和考试制度使少年陈独秀看清了所谓“抡才大典”的荒谬可笑，“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⑩“行动”，便是这位当日的朝廷考选之士变成了日后的革命家。科举制度经历了明清两代所累积的制度性弊病，诸如八股程文之迂腐、仕途拥塞等等，早由朝廷内的改革者论说分明，亦在改革计划之内。然而时势风云突变，“积弊”创生出最终的反叛者。 “好隐，不事科举”(11)的太炎先生，亦是晚清鄙视科名、走入革命一途的著名个例。他作于1910年的《驳皮锡瑞三书》中，批评皮锡瑞“将崇重科举，惑其神志，抑数典而忘稽古乎”(12)。1936年，章太炎逝世，张元济在挽联中称其“自幼劬学，不屑仕进，方科举盛行时，从未涉足试院”(13)。在20世纪以前，“不事科举”大多指陈一种隐者风范，专注学术或是意在保持高洁之志。由崇重学术而轻视科举，这是传统时代的通常逻辑。自清末科举改革的风潮涌起，功名与志业之间的联结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那些对固有体制保持疏离的读书人渐渐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反叛者。随之，举业功名与消磨士人心志的对应关系便转化为与专制主义的绝意对抗。章太炎在一篇讲述清代学术史的论文中即直接将科举批判与其反满主义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