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王国维致沈曾植手札七通考释

作 者:

作者简介:
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275

原文出处:
学术研究

内容提要:

沈曾植是对王国维后期学术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王国维从1916年初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仅时时造访海日楼以请益学问,而且彼此通信也不少。而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书信》仅收录1通,此后20余年间,续有发现。2010年9月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国维全集》第15卷共辑录10通。但遗珠仍然不少。笔者2009年赴国家图书馆访书,意外发现7通未经公布的王国维致沈曾植手札,因考订其内容及背景,或有助于进一步考量王国维与沈曾植之学缘。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1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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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2-0091-08

      一、王国维致沈曾植手札存佚情况

      国学大师王国维与清末大儒沈曾植,自1915年春经罗振玉介绍认识后,交往渐多。特别是1916年初,王国维应上海仓圣明智大学邀约担任《学术丛编》主编,从日本京都回国,定居上海后,与沈曾植居处相距甚近,访谒沈曾植成为王国维居沪时期的重要内容。其《丙辰日记》及这一时期与罗振玉的大量通信,都在在见证王国维与沈曾植的密切交往。交往的内容除了商榷学术,也有观赏书画文物、清议政治人物等内容。可以说,与沈曾植交往构成了王国维居沪时期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沈曾植1922年在上海去世,1923年,王国维因升允推荐而进京担任末代皇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所以王国维与沈曾植在沪上的交往有7年之久。或许因为王国维与沈曾植居地相近,走访方便,故两人往返信件不多,这为详细考证两人交往带来了困难,仅可于王国维致罗振玉等他人信件中略窥交往痕迹。

      据笔者初步考察,在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的《王国维全集》出版之前,已经披载的王国维致沈曾植信当有5通。现存最早的王国维致沈曾植手札作于1914年(4月之后),大约因为罗振玉在同年3月间将《殷虚书契考释》寄赠沈曾植,沈曾植对王国维所作序言印象深刻,1914年3月27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即曾提及此事云:“乙老深赞大序□□之考证。斯世竟得知己,然恐无第二人也。”[1](P12)可能是王国维接闻罗振玉此言后,遂主动致信沈曾植,略表向往之意,信云:“乙庵乡先生大人尊鉴:里闬相望,不及百里,向往之切,又逾十年,而踪迹睽违,未得一奉几杖。其为企仰,何可胜言!”①1918年6月8日,王国维将光宣年间所作词六七十阕,删减为24阕,易名《履霜词》,写赠沈曾植,并附信云:“病中录得旧词二十四阕,末章甚有‘苕华’‘何草’之意。呈请教正并加斧削之幸。”[2]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收录1通,作于1919年3月30日,原件藏浙江省海宁县博物馆。国家图书馆藏有王国维与沈曾植关于《和林三碑跋》往返通信各1通,时在1919年8月,许全胜撰《沈曾植年谱长编》有迻录。②1919年10月9日,王国维北上天津罗振玉处医治脚气病之前曾致信沈曾植,言及沈曾植所撰《穆天子传书后》及其自撰《回鹘碑跋》等事。③以上盖为王国维致沈曾植信已披露部分。但据有关材料,王国维致沈曾植信绝非仅此5通,至迟于1912年7月20日,王国维即可能已经与沈曾植通信联系了,当日王国维致信缪荃孙云:“……乙老校本《岛夷志略》如能借到录副更妙,前由邮局寄上藤田君所撰《慧超传笺释》,一寄先生一寄乙老者,想均收到矣。”[3](P28)既是寄赠书籍,则想必是此前或寄赠之时即已有通信,但目前尚未发现信件原件。

      2010年9月,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的《王国维全集》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联袂出版,其中第15卷即为书信、日记专卷,收录王国维致沈曾植信10通,除了将此前所公布的5封书信全部收录之外,又从被拍卖的王国维书信图录等辑得5通,这已经是目前正式公诸于世的全部了。笔者2009年4月初赴国家图书馆访书,曾意外发现7封王国维致沈曾植手札,经与刘寅生、袁英光所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及房鑫亮分卷主编的《王国维全集》第15卷对照,均未发表过,而且其内容涉及到王国维与沈曾植之间关于诗歌、绘画的评论及其与日本学者的交往等事,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因将文字迻录于下,并略作考释,希望对关注王国维、沈曾植研究的学者有所助益。

      二、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致沈曾植书札七通考释

      (一)手札一

      敬陈者:顷将尊约函知富冈君,而富冈君函答明日有苏州之行次,以后日返(盖与人约定),尊局可否停止持此举?

      专肃,敬请

      乙庵先生大人颐安。

      国维再拜 初五晚

      富冈谦藏,字君,乃日本名画家富冈百炼(铁斋)之子。1910年8月,曾与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等赴北京了解敦煌遗书的情况,时供职学部的王国维参与了相关的接待工作。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率王国维等寓居东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狩野、内藤、富冈等的极意邀请。王国维赴东后曾作诗《定居京都答铃木豹轩枉赠之作并柬君山湖南君诸君子》略表心意和赴日后的感慨。因为有这样一份交谊,所以对于富冈君的再次访华,王国维自然格外重视,更未遑其持有罗振玉的介绍信函了。故其中国境内行程都是由王国维安排的,王国维在致罗振玉信中说:“富冈君到后因语言不便,将一切介绍事尽由维办理。”[3](P186)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富冈拜访沈曾植、缪荃孙、徐积馀、刘翰怡等,都是王国维安排并陪同的。如富冈因为对古镜素有研究,故王国维便通函藏有不少古镜的徐乃昌,请其为富冈提供观赏的机会。其1917年3月20日(二月廿七日)致徐乃昌信云:“顷有日本友人富冈君(名谦藏,日本京都大学讲师)游历来沪,夙闻收藏之富,拟诣前一观。富冈君于古镜甚有研究,所收藏亦不少,拟尽览尊藏古镜,其余金石古籍亦所笃嗜,亦请检示便于检寻者若干件。叔言参事有示介绍,附呈左右,如蒙允诺,请示一日期,当偕富冈君造谒。”[3](P185)3月22日便陪同富冈去参观了徐乃昌所藏古镜及铜器。即此一信,可见王国维对富冈此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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