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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05到1906年清政府派遣到欧美各国和日本的考察政治大臣，历来的研究多从清末立宪改革的观点进行分析，因而其关于国家统治制度和宪法的考察引人关注。然而，在这些讨论中，除了日本之外，还没探讨过受访国对考察团的接待情形。本文以考察政治大臣考察德国为例，通过分析德国对考察团的态度及其政治意图，阐明其在中德关系中的意义。考察团对德国考察的重点置于教育、科技、产业、基础建设等方面，对政治方面的考察反而很少，这与当时德国的对清文化政策有关。因缺少对政治方面的考察，德国政府以各部厅所作备忘录送交考察团，聊为弥补。德国产业界也期待通过与考察团的交流，扩大和发展德国的对中贸易。考察政治大臣在报告书中指出德国教育水准高、科技先进等，可见考察团透过此次考察对德国留下了好印象。
rtiges Amtes)所藏R.9208《驻华德国大使馆档案(Deutsche Botschaft in China)》(2008年5月从联邦档案馆移交到政治档案馆。本文仍标以联邦档案馆的旧文件号码)为主，此外还利用了汉堡的国家档案馆(Staatsarchiv in Hamburg)和埃森(Essen)的克虏伯历史档案馆(Historisches Archiv Krupp)所藏史料，从广义上来研究德方对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的反应。 在开始正式的阐述之前，笔者想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中德关系。中德关系的转折点是1897年末德国军队侵占胶州湾，直到1900年义和团战争期间两国的关系都极度恶劣。在义和团战争中，因德国驻清公使克林德(Clemens Frhr.von Ketteler)被清兵杀害激怒了德国人，从而招致威廉二世在不莱梅哈芬(Bremerhaven)对赴华军队的所谓“匈族演说”，德国舆论中认为中国人过激而残暴的言论也频频出现。③当时德国的对华政策是以用军事力量争夺在华利权为中心。 然而，义和团战争结束以后，两国关系因德国对中政策的方针转换而发生了变化。德国政策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日俄战争和摩洛哥危机。德国试图在日俄战争后建立与俄国的协调关系，并为了解决摩洛哥危机而与美国合作，但是这些政策相继失败，且造成了国际情势上的外交孤立。[3]在欧洲，德国与英国的对立也日益严重，虽然德国企图扩张海军，但在欧洲以外的军事行动却受到限制。在德国处于这样一个外交背景中的情形下，考察政治大臣来到了德国。 一、出洋的起因和德国的反应 (一)出洋的起因和准备 在先行研究中，关于派遣考察政治大臣的背景有两种看法：第一是着眼于国内外对立宪改革的要求及其与革命活动的关联性，[4]第二是看重日俄和平会议与清政府关于国家主权恢复的关系。[5]这些研究中都提到了日俄战争的影响。永井算巳从1905年7月16日发布的关于派遣四大臣出洋考察的上谕中看出清朝的“衰弱和颠危的自觉的危机意识”，认为这就是派遣考察政治大臣的心理背景。[6] 1905年7月1日，袁世凯在致张之洞电中提到新政未能产生实效，中国人受到外国人歧视的情况，提议“饬王大臣分班出洋游历。又遣专员分赴各国考查各项专门政治，以资采访而减阻力，使外人咸晓然，知我发愤修政，非从前纷饬敷衍可比，庶有以阴服其心而杜其借口”。④可见，袁将派遣考察政治大臣出洋做为向各国宣告清朝将真正开始实施政治改革的机会，Sun E-Tu Zen也提出同样的观点。[7] 7月4日及9日，政府内已有意向派遣以政治考察为目的的使节团。[8]16日，上谕发布，任命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四人为考察政治大臣，赴各国考察。⑤7月26日，追加绍英为考察政治大臣。8月10日，载泽、徐世昌、绍英奉命赴日、英、法、比利时，戴鸿慈和端方赴美、德、意、奥等各国考察。除决定分两组考察各国外，外务部还通过各国驻清公使请求各国政府为大臣的考察提供方便。[9] 端方到京以后，各考察政治大臣均前往预定考察国的驻清公使馆，与各国公使加深了解。[10]8月27日，经四大臣商议后拟定出随员名单，其中不仅包括考察政治大臣从北京及地方所召集的官员，[11]还包括袁世凯和张之洞等地方督抚派遣的官员。由此可见，不仅是中央政府，地方督抚也试图借助派遣考察政治大臣的机会实施地方改革。⑥同日，各国公使在拜见慈禧太后后，参加了庆亲王主办的午餐会，考察政治大臣也都在座。[12]8月28日，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向一等翻译官Emil Krebs提议，在考察团启程前举办的餐会，让前往德国的端方和戴鸿慈也出席。[13]9月9日，德国公使馆收到了那桐于15日进行餐会的正式邀请，[14]然而，德国驻清公使穆默(Alfons Frhr.Mumm von Schwarzenstein)9月16日去天津参加某将军女儿的婚礼了，缺席该餐会。[15]不过，同月10日，公使还是出席了端方主持的另一餐会。[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