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政治学

——以明治日本的国家学和伯伦知理的受容为中心

作 者:

作者简介:
川尻文彦,日本国帝塚山学院大学,日本 大阪 川尻文彦,男,日本帝塚山学院大学副教授。

原文出处: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后的政治思想,受伯伦知理影响最深,梁启超以他的方式对日本的政治理论(用当时日本的用语来说,就是“国家学”)进行了吸收,并反映在自己的著作之中。通过他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和《开明专制论》考察其政治学受容系谱,针对伯伦知理的受容问题,进行史实的发掘和分析。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1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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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70(2011)01-0001-09

      关于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后的政治思想,迄今为止的讨论已经数不胜数。我之所以要进行探讨,是因为感觉到迄今为止的研究尚有“空白”。

      学术界普遍认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以1903年访美为契机,趋向“保守”化,从以前提倡激进的“破坏主义”、接近“革命”的阶段“后退”了。那时候,通过日本接受伯伦知理成为问题关键,其后倡导“开明专制论”,作为“立宪”派的猛将,以《新民丛报》为据点,与革命派的《民报》展开反复论战。

      以1903年为分水岭,梁启超论调的变化,不管是强调他在思想上的断裂,还是强调其一惯性,不外乎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流亡日本后的数年,梁启超以他的方式对日本的政治理论——用当时日本的用语来说,就是“国家学”——进行了吸收,并反映在自己的言论之中。

      显著的例子就是导入伯伦知理理论,1903年访美回到日本之后不久,梁启超撰写的著名论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其蓝本并非日本最为流行的平田东助译《国家论》,而是以平田本为底本的汉译本,吾妻兵治译的《国家学》。此外,在此之前的1899年连载于《清议报》而中途中断的伯伦知理《国家论》,也是根据吾妻兵治的版本,关于版本的证明,最近颇有进展。

      但是,对日本国家学的受容,早在《译书汇编》(1901年创刊)之中就已经开始,对伯伦知理的受容,在日本“国家学”输入中国的过程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梁启超政治学的展开过程中,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可以说,思想史的分析尚不充分。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之前就已经提到伯伦知理,对“立宪”理论的关心被认为是在流亡之后。

      此外,即使是后来的《开明专制论》,尽管梁启超自己明确声称《开明专制论》是照抄览克彦(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论说,但是,笕克彦与梁启超之间的影响关系依然没有得到证明。更有甚者,在与汪精卫等革命派的论战中,双方所引用的,除了伯伦知理(关于民族和国民概念的定义,也是受伯伦知理的启发)之外,还有波伦哈克、高田早苗(介绍的欧美政治学、巴遮斯等),梁启超与汪精卫的论战看上去就好像以日本的“国家学”为素材进行的代理战争。

      不但是日中相互影响的事实关系未得到解析,就连“国家学”这一经由日本的“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思想史背景中所具有的意义,也没有得到深入的分析。

      本文根据上述的问题意识,为了防止论点的扩散,主要以梁启超为中心,针对伯伦知理的受容问题,尝试进行史实的发掘和分析。

      一、《清议报》的伯伦知理《国家论》(1899年)

      流亡日本之后的梁启超以其旺盛的求知欲,广泛吸收历史、哲学、文学、经济、政治等各种各样的学说。其中,对于梁启超来说,政治学相关知识是最为紧要的课题之一。戊戌变法的失败,让他迫切需要重新对自己的政治战略进行理论化。这时候,提供了合适材料的,是日本的政治学。

      关于伯伦知理,早在流亡的翌年(1899年)就进行了介绍。它就是断断续续连载于《清议报》(创刊于横滨)上的德国伯伦知理《国家论》(1899年),第11期(光绪25年3月初1日)、15期、16期、17期、18期、19期、23期、25期、26期、27期、28期、29期、30期、31期(光绪25年9月21日)。其后,这些译文被编为《政治学小丛书国家学纲领》,于1902年以饮冰室主人为译者名,由广智书局出版。

      以下是刊载于《清议报》“政治学谭”栏目上的《国家论》:

      国家论卷一:第一章“国家之改革”,第二章“国家之主义”,第三章“国家之建立沿革及亡灭”,第四章“立国之渊源”,第五章“国家之准的”。

      国家论卷三:“国体”,第一章“四种正体(政体)”,第二章“四种之变体(民体)”,第三章“近世代议君主政治及代议共和政治”,第四章“代议(一曰立宪义同),君主政治之端绪”。

      国家论卷四:“公权之作用”,第一章“至尊权,国权,主权”,第二章“国家主权(国民主权),君主主权(政府主权)”,第三章“公权之区别”(此稿未毕)

      《国家论》连载到第四卷的中途,突然中断了。

      其理由可能是因为这部伯伦知理《国家论》不是由德语原文翻译过来的,而是擅自刊载了吾妻兵治译的《国家学》(善邻译书馆,1899年)。① 吾妻兵治翻译的《国家学》,是从平田东助、平塚定二郎共译,庄原和校《国家论》(全五卷,春阳堂)转译过来的汉译本(据猜测,梁启超使用了其草稿本),既然得到了出版,并得以流通,那么就没有必要在《清议报》上连载了。

      《清议报》的德国伯伦知理《国家论》与吾妻兵治译《国家学》(善邻译书馆,1899年)进行对照,可以看出除了中途结束的第四卷之外,第二卷和第五卷未译。

      第二卷是“国家并国土”,第一章“论族民并国民”,第二章“论国家及社会”,第三章“论中古之等族”,第四章“论近世之社会”,第五章“论民人(外国人、内国人、公民)”;第五卷是“国家及教会”,第一章“论国家与教会关系之沿革(甲)”,第二章“论国家与教会关系之沿革(乙)”,第三章“论国家与教会关系之沿革(丙)”,第四章“论‘波罗特士旦特’教会”,第五章“近世学说”,第六章“论国家之教会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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