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宝箴的死因，在其卒后八十二年始有人提出有别于陈三立“以微疾卒”之新说——1982年宗九奇发表《陈三立传略》一文，首次披露戴远传《文录》中所记陈宝箴被慈禧“赐死”之史料①。之后便有人在一般的文史文章中认可“赐死”之说，但学术界反应比较谨慎，鲜有撰文支持者。进入新世纪，这一“赐死”史料几乎同时引起邓小军、刘梦溪二位学者的关注，先后发表长文《陈宝箴之死的真相》（以下简称“邓文”）② 和《慈禧密旨赐死陈宝箴考实》（以下简称“刘文”）③，以陈三立的诗文作品为基础，以诗证史，周详考证，对“赐死”一事“考实”。至此，陈宝箴“赐死”、陈三立隐忍似已成定谳，并为不少文章所播扬④。 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崩卒，十月二十五日前后陈三立得讯后⑤，为何内心没有丝毫快意，却写下这样一首题为《纪哀答剑丞见寄时将还西山展墓》的诗呢？诗云： 两宫隔夕弃臣民，地变天荒纪戊申。万古奔腾成创局，五洲震动欲归仁。月中犹暖山河影，剑底难为傀儡身。烦念九原孤愤在，忍看宿草碧燐新。⑥ 陈三立言两宫之卒为“弃臣民”、“地变天荒”，评价慈禧、光绪领导下行至光绪三十四年的中国为“万古奔腾成创局，五洲震动欲归仁”，这都是相当积极的评价，显然不是听到杀父仇人撒手人寰时应有的反应。因此，有对慈禧“赐死”陈宝箴观点重新检讨之必要。 并且，若细检戴远传《文录》陈宝箴“赐死”之记载和邓文、刘文，就会发现，其中存有不少疑点和有待商榷之处，尤其是邓、刘二文在以诗证史的过程中，颇有牵强和过度阐释之嫌。既然邓文、刘文都是在认同戴远传“赐死”记载基础上进一步以诗证史的，那我们不妨先从对“赐死”记载的分析入手，然后再辨析邓文、刘文的讹谬之处，最后提出我们对于陈宝箴之死的意见。 一、戴远传《文录》陈宝箴“赐死”记载之疑点 宗九奇《陈三立传略》一文所披露的有关陈宝箴之死的史料如下： 据近人戴明震先父远传翁（字普之）《文录》手稿，有如下一段记载：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名闳炯）率兵弁从巡抚松寿驰往西山“崝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伏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⑦ 据宗九奇文后注释知，戴远传手稿中的这段文字是1952年冬，宗远崖（宗九奇之父）、闵孝同、汪际虞三位在戴宅与戴远传晤谈时所抄录。1992年，宗九奇增订《陈宝箴之死》一文时，又转述了戴远传所讲其父行令时的场景：“陈宝箴自缢时，一时气难断，作挣扎状。先父睹之不忍，为减其痛苦，以手猛一拽，气乃绝。”⑧ 这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则明确记载陈宝箴被慈禧太后“赐死”的材料。 这唯一的记载可靠吗？细细检来，这则材料其实颇多可疑之处。 第一，慈禧太后为什么要杀害已经革职永不叙用的陈宝箴？ 邓文认为原因有二：一、慈禧将陈宝箴“视为大敌”，邓文引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二十五日“饬令地方官严加管束”皮锡瑞，五月二十三日“确切查明”左孝同，十一月十八日捉杀康有为、梁启超之谕旨，并特别指出：“尤可注意者，谕严查左孝同，首先即命严查其与陈宝箴之关系，可知慈禧太后对陈宝箴尤其视为大敌。”⑨ 然而事实很快就证明，皮锡瑞、左孝同，不过是别人乘机诬陷而已。皮锡瑞乃是江西务实学堂事波及，二月二日前即已波平浪静，陈宝箴父子甚至还嘱其早往江西讲学⑩。左孝同“盖由其游旧嗾言官为之，所劾绝诬蔑不经，主奏者亦不敢阿风趋以屈公论，事终白。未几出游江淮间，入都就道员”(11)，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十二日吏部引见，十三日以道员发浙江试用，十四日谢恩(12)。也就是说，左孝同在义和团入京前曾经面圣，所谓“确切查明”早已灰飞烟灭了。我们当然不能从左孝同重新得到朝廷认可推论慈禧已经释然于陈宝箴，但我们显然也不能从一年前慈禧对左孝同与陈宝箴关联的追查，来确认左孝同已经重获眷顾之后陈宝箴还被慈禧太后“尤其视为大敌”。二、当庚子之祸兴起时，慈禧太后“深恐帝党乘机东山再起，因此不惜消灭帝党”，“当时慈禧太后一党之疯狂无理性，已至于欲杀害光绪皇帝，不仅杀害帝党诸大臣而已，则杀害被视为帝党首要分子的陈宝箴，乃必然之事”(13)。慈禧一党固然仇恨帝党，但经戊戌政变之后的杀戮、流放、监禁、革职等，这种仇恨显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并且到了庚子年诸事兴起之后，如何处理政府与义和团及外国势力之间的关系，成为当时国家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对所谓帝党大臣的“即行正法”，也绝不是一时意起，背后都有党派之争、个人矛盾和现实环境等原因在起决定作用。如张荫桓，与其积怨特深的徐桐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二日朝旨入参枢务，遂有六月七日张荫桓“即行正法”之谕旨(14)；袁昶、许景澄因一直站在慈禧的对立面主张剿匪保洋，颇得慈禧恶感，李秉衡七月一日到京，面圣时有诛反战大臣以震中国之谏，遂有七月三日袁、许“即行正法”之旨(15)；徐用仪、立山、联元七月十七日“即行正法”之谕，亦与袁、许近似，皆因主“兵衅不可启”、“奸民不可纵”，与载漪等主战诸大臣意见相左，被借口斩于市(16)。由上简单综述可知，与陈宝箴卒期相近之被杀诸大臣，皆为京官，因站在当时和战主张的刀锋上，且与慈禧、载漪集团的政治主张相左，或者与当权大臣历有积怨，被以各种借口杀害。他们是否帝党并不重要，主要还是与时局相关。陈宝箴在维新变法期间，颇得光绪帝器重，自然被视为帝党，但庚子时已经远居南昌西山，与朝局一无相涉，是和战之争的局外人，且未卷入朝中的派系之争，亦未与某枢臣结怨，更不用提此时朝中参预枢务的荣禄、王文韶都极赏宝箴才能(17)，王文韶甚至还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有起用陈宝箴之请(18)，地方大员如张之洞、刘坤一、俞廉三等，亦是关系密切之人，曾经对陈宝箴多有提携和回护。因此，于此庚子国难中，当不会有人提出“即行正法”陈宝箴之议；即使有人欲图挟私诬陷，朝中之荣禄等当会尽力“按下”，地方之刘坤一、张之洞等亦会为之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