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1）01－0057－08 《孙文学说》，即孙中山所著《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它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主要阐述其“行易知难”① 学说。对于此书的关注，以往学术界主要集中于对其文本思想的阐释②，然而对于文本背后的问题如出版，则甚少涉及，本文拟对此问题做一探讨。 一、著述动机及成书时间 民国初年政局动荡、险象环生，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由总统制而复辟帝制而军阀统治，政权更迭频繁。孙中山面对如此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政治格局，曾痛心疾首地指出“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③。为了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挽救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先后发起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一系列的革命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革命的失败使部分革命党人意志消沉、人心涣散，对前途失去信心，有的人甚至背叛革命。孙中山所提出的救国之策，许多人认为“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而无法实行，以至于“众口烁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④。正如他在《孙文学说·自序》中大声疾呼“国民！国民！”，发出“究成何心？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的感叹。对此，蒋梦麟回忆说：“因为他（按：指孙中山）的眼光和计划超越了他的时代，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常常觉得他的计划不切实际。”⑤ 陈炯明在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一次会面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虽然敬重孙中山，但是认为孙中山是个理想家和脱离实际的人⑥。 孙中山认为造成革命失败的原因不是别的，主要是由于革命党人对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信仰不笃、奉行不力”，其中的根源是“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这个错误的思想就是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他笃信“革命建国之大敌，不在于敌人势力之强大，而在于此一‘知易行难’旧说之作梗”⑦，深切地感受到必须从思想上彻底打破陈旧的观念，统一思想，使万众归心于一，革命才有成功的可能，于是开始宣传“行易知难”学说。据胡汉民回忆，孙中山开始宣传《孙文学说》最早可以上溯到1913年，“总理最初宣传《孙文学说》是在民国二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讨袁失败后到日本去的时候。总理以为讨袁的失败，就是因为一般党人不肯服从他的命令，把他的主义政策视为理想难行……。一般人觉得理想是很容易的，而且要轻视理想，总理认为理想是很难的，认为理想是事实之母。”⑧ 由此观之，革命的失败是孙中山撰写“行易知难”的《孙文学说》的直接动力。 1917年7月21日，孙中山在广东全省学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讲时提出“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观点，并且向社会各界声明“近日欲著一书，言中国建设新方略”⑨，明确表示了他著书的愿望，只是此时公务繁杂，无法脱身写作而已。1918年5月4日，孙中山在广州向非常国会辞去大元帅职务，5月8日致电汪精卫表示“政治活动，恐无补于国家，此后当待机以图根本之解决耳”⑩。5月21日在胡汉民、戴季陶等人陪同下孙中山离开广州，转道汕头、日本于6月26日到达上海(11)。孙中山移居上海后，闭门谢客，潜心从事著述。对于著书目的，孙中山在与汪精卫的一次谈话中表示，“据年来经验，知实现理想中之政治，断非其时，故拟取消极态度，将来从著述方面启发国民。”(12) 此后，这种意图在孙中山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往来函件中多有明示(13)。 由此可见，身处革命浪潮中的孙中山在经历了多次革命的失败和挫折后，从实践和理论上都深刻地认识到国民的思想觉悟落后已成为革命的障碍，此种思想“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14)，必须从心理上亦即思想上唤起民众，才是救治中国的根本之策。正如他在本书的自序中所言：“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15) 正是基于上述情形，为了解决国民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孙文学说》就此诞生。 对于撰写《孙文学说》，孙中山非常重视。据胡汉民回忆“以前总理发表什么文章很少自己下笔的，惟有这本书自始至终都是总理一个人的手笔，旁边没有什么人参与的”(16)。邵元冲对此也说：“其手稿《孙文学说》，全书数万言，皆为总理手写，一字不苟。”(17) 他酷暑严冬，伏在案头，奋笔疾书。冬日短衣据案，奋笔不少休，夏日亦时时挥汗批览，以为至乐(18)。至于在撰写过程中使用的参考资料(19)，邵元冲在述及此事时说：“总理草《孙文学说》之时，亦多征引典籍。”(20) 又说：“草《孙文学说》时，欲详知明郑和遍历南洋故实，及当时海舶之构造，余举费信《星槎胜览》等以对。总理乃嘱悉行购置，以备参阅。”(21) 可见，《孙文学说》的撰写融合了古今中外的各种资源。 在初稿完成后，孙中山曾让胡汉民和朱执信二人帮助校阅，征求他们二人的意见。胡、朱二人阅后，胡汉民认为在写作方法上，“《孙文学说》文章的做法，实在是东方的逻辑方法。……最重要的是喻。喻所以破他，用喻来说明道理，这种力量是很大的”(22)，对文本内容没有更改什么字句，最后提出两点修改建议：一、文字中的一些同音字是否需要更改；二、文中胡、朱二人的事叙述太多，建议删去一部分。孙中山完全接受这两点建议，对全书进行了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