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初，刚到美国不久的梅光迪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吾人生于今日之中国，学问之责独重：于国学则当洗尽二千年来之谬说；于欧学则当探其文化之原与所以致盛之由，能合中西于一，乃吾人第一快事。”① 其后，胡适于1914年初发表《非留学篇》，也阐发了与梅光迪非常相近的观点：“先周知我之精神与他人之精神果何在？又需知人与我相异之处果何在？然后可以取他人所长，补我所不足，折衷新旧，贯通东西，以成一新中国之新文明。”② 梅、胡二人抱有共同志向，在留美期间围绕中国文化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本文主要使用当年梅、胡通信，从二人讨论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研究二人之间的思想互动，再现这一时期梅光迪和胡适思想发展的过程和特点。③ 一、关于复兴古学 1909年，梅光迪、胡适二人经胡适的族人胡绍庭介绍在上海相识。此后，胡适于1910年考取庚款奖学金赴美留学。翌年，梅光迪也考取庚款奖学金赴美留学。 怀着融合中西文化的志向，梅光迪和胡适一边积极地汲取西学，一边对中国文化进行思考。不过，相对西学，他们对中国文化显然更为熟悉和了解，思考和讨论的重点也自然放在中国文化上。当时，梅光迪远渡重洋，随身携带的是《十三经注疏》、《经籍纂诂》、《经义述闻》等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几十种，以至于父亲为此发出劝戒。④ 从目前保留下来的信件看，留学最初一两年，梅光迪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复兴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古学”，而胡适则予以积极的回应，提出自己相应的看法。 梅光迪认为：“孔子集群圣之大成，诸经多其手订，又为教育大家，故凡古人学术，吾辈皆推本孔子，亦何不可，且六经之教具在经书，非失传也。”⑤ 他高度评价孔子及其学说，“此老实古今中外第一人”，“孔子之学无所不有”。⑥ 关于后世儒学，梅光迪认为，汉宋诸儒扭曲了孔学的真精神⑦，而颜元、李塨的学说，则是“独得先圣精髓而与西人合”，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是“三代后绝无仅有之人物”，他们的礼教及民权思想，“皆孔孟嫡传”。⑧ 因此，梅光迪极力主张复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以古学救国”。⑨ 刚到美国，梅光迪就约胡适“回国后当开一经学研究会”，研究汉代至清代的儒家经典，“务使学而即用，不仅以注解讲说了事”。梅光迪设想将典礼作为学校的德育教科，实行演习，并推广到社会；冠、婚、丧、祭、乡饮酒、养老及学校制，也可以实践运用；射礼，可改为兵操剑术拳法。梅光迪认为，“此事若办到，吾恐欧美文明又差我一等耳”。⑩ 梅光迪强调在实践中复兴古学，而不仅仅局限于口头倡导，同时他还强调要有批判精神。从这两点出发，梅光迪不满当时影响较大的国粹派，批评他们“不脱汉宋儒者之范围，登几篇宋明遗民著作及几句说经说史之语，即谓之为《国粹学报》，以保存国粹自命矣。须知我辈保存国粹，口说固不可少，然尤在实行，而口说亦当洗去汉宋学说。”(11) 与对国粹派的批评相比，梅光迪对西化派的批评则更为尖锐。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尖锐地抨击留学生中不尊重祖国学术极端西化的人为“洋奴”(12)、“不学妄人”(13)，认为他们与腐学究一样“足以亡中国”。(14) 在这一问题上，胡适和梅光迪的思想一致。胡适也反对极端西化，以留学生不懂祖国学术文化为耻，认为不研究祖国文字学术，不知本国历史文化风俗，数典忘祖，会导致无自尊心，更无法传输西方文明。(15) 胡适写给梅光迪的书信没有保存下来。他的观点，现在只能通过梅光迪信中保存下来的信息，参以其留学日记和其他资料加以考察。(16) 1911年9月26日，胡适致信梅光迪（从时间上判断，这封信应是对梅9月22日来信的回复）。(17) 梅光迪接到来信后，在9月30日的回信中引述了胡适的观点。胡适说：“吾国经籍譬犹理化之有实验场，今日外人试之而益验，足以坚吾辈信古之心，证吾辈复古之效为可喜。”可见，胡适赞同梅光迪的复古主张。在其后的信中也能反映类似的信息。1912年6月25日，梅光迪致函胡适说：“欲得真孔教，非推倒秦汉以来诸儒之腐说不可，此意又足下素表同情者。”“素表同情”一语可以体现出胡适对复兴古学的赞同态度。梅光迪在信中还直接称赞胡适为“热心复兴古学之士”。(18)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二人观点也很相近。如胡适在信中提到“礼即法”，梅光迪回应说“此言极确”，并加以发挥。(19) 在梅光迪1912年给胡适回信中还曾出现这样的话：“先秦诸子之学极有研究价值，吾辈归去后，当设会研究，刊行书报。此吾国学术上之大题目而无人提及。”(20) 这说明，二人当时讨论古学的范围不限于儒学。从现存资料看，二人并未在这一问题上展开讨论。从后来二人思想的发展看，胡适注重子学的地位和价值，而梅光迪则更强调儒学。(21) 胡适痛恨西方传教士贬低中国文化。(22) 一方面，他通过演讲积极向美国人介绍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也对美国传教士的傲慢、施恩于人的态度和武断、教条作出委婉的批评。(23) 胡适的这些做法得到梅光迪的赞扬。这在梅胡通信中有许多体现。在1913年初的一次考试前，梅光迪收到胡适关于孔教的演讲稿，“读毕豪气百倍，至名学讲堂，自觉彼讲师读书太少，以其不懂吾孔教也。又觉西洋人所著哲学史不足读，以其中无孔子学说，既有，亦皮毛也。足下所见，迪无间然，与拙作多有相合之处（此前梅光迪写有The Oriental Philosophy of Life——引者注）”。(24) 在考完试后的2月5日，他再致信胡适说：“读演讲孔教稿，倾倒之至。足下所见，与吾不约而同之点甚多。”(25) 1913年，梅光迪读了胡适在某教堂的演说后致函胡适，说：“足下某礼拜寺之演说，字字如从吾心坎中出来，彼教士稍以人类待吾者，当恍然悟矣。”他接着说：“天下最伤心之事，莫如蒙冤莫白，任人信口雌黄而无有为之辩护者。吾国旧文明、旧道德自谓无让人处，而彼辈乃谓为Heathen，是可忍孰不可忍，足下真爱国男儿！”(26) 与胡适一样，梅光迪认为传教士“不真解吾国文字、学术、风俗，徒有害无益”。(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