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1）01－0087－11 引言 本文的探讨对象为1901年成立后一直延续至1912年的外务部。该机构介于总理衙门及中华民国外交部之间，负责中国的对外关系。外务部冠以外务之名，而非夷务或洋务，既体现为此前对外关系的一个终结，也是对20世纪中国对外关系的展望①。 回顾先行研究，关于外务部的研究并不多见。除了早先陈体强对外交行政的重要研究外，研究总理衙门的坂野正高只是对外务部略作涉及②。笔者也仅将其作为民国外交部形成的前身作了简单介绍③。 另一方面，199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关于外务部的研究。其中作为先驱存在的杜继东，将外务部的成立及其职能概括为虽然也有不彻底的一面，但强化了中央外交机关的外交权能，围绕中央与地方外交权的问题，改善了在外公使、领事制度，提高了外交人才的资质等，整体适应了客观的形势，在中国外交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并非将外务部的成立作为列强强加的产物进行批判，而是定位于一种时代的产物，对于改革也着重分析了内在性④。此外，王立诚认为外务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传统的残渣，并在严格的定义下建立外交体制，奠定了民国外交体制的基础，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但王也指出外务部尽管符合国际的外交惯例，半殖民地的本质基本上仍未改变⑤。不论是杜还是王，依据国际惯例将外务部视为中国最初的外交机构这一点上，两者是共通的。在这一点上，台湾的蔡振丰也持相同看法⑥。认为中国最初的近代外交机构是外务部而非总理衙门，应已成为中国外交史研究领域的共识。笔者对此大体上并无异议。从先行研究来看，现在的论点似乎集中于外务部改革的不彻底性及半殖民地的性质。另一方面，杜、王及之后的研究可见，将外务部的形成归诸于外因（列强的要求）和内因（中国内部改革动力）相结合的结果似乎已成定论⑦。而外因、内因各自的详细情况，则未被充分重视。 因此，围绕外务部的性质可说已进行了各种讨论和解释。但笔者认为其中存在着实证性研究不足的根本性问题。在论述其性质时，甚至连外务部的形成过程这一重要的实证研究也很少见。当然，关于外务部的创设已有中国大陆的高超群、台湾的陈森霖、蔡振丰等一系列先行研究⑧。高依据中国的史料，探讨了外务部的形成过程及组织编制，重视总理衙门改革这一清朝内部的连续性。在高的研究基础上，蔡进一步提升了实证的水平。蔡虽然使用了英美史料的中文译本，但未使用其原本及日本的外务省记录。这些未被译成中文的英文史料，以及日本外务省记录中，都包含关于外务部形成的重要内容。 本文将外务定位于夷务、洋务的一个终结，同时也是讨论外务部时期的出发点，在吸收上述先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眼于其中的问题，利用英美日中的相关史料探讨外务部的形成过程及创设期的制度。笔者首先就义和团事件后的议和过程中，列强提议改革总理衙门，从而形成外务部官署这一过程，以及创设期的组织、人事、制度，兼顾列强与清朝的讨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实证性考察外务部成立的过程，而不是先进行评价，才有可能实现与19世纪后半期或是民国时期的比较研究。 一、戊戌变法时期的改革方案及和议大纲第十二条 （一）戊戌变法时期的外交制度改革论 笔者在此首先参照茅海建的研究，回顾一下戊戌变法时期的外交（制度）改革论⑨。康有为在第二次上书时（1895年5月3日），将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定义为“列国并立之势”，与“一统垂裳之势”相对，同时提出设立使才馆培养外交相关人才，使其积累驻外经验，建立可晋升至随员、公使的职业生涯模式⑩。坂野正高指出，这是有意识地将近代国际关系与朝贡体制进行对立，“可说是主张中国应积极的自我进取，成为近代国际关系的构成要素”(11)。此外，康有为在1898年的《应诏统筹全局折》中，虽然提倡设立制度局取代军机处，并设法律局等12局取代六部，但未提及处理对外关系的总理衙门制度(12)，只是认为总理衙门大臣的兼任及资质方面存在问题。 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外交制度改革论之后，内容与设立外务部有关的包括户部主事蔡振藩的《奏请审官定职以成新政折》（1898年9月10日）、刑部郎中沈瑞琳的意见书（9月13日）、翰林院编修宝熙的意见书（9月16日）等(13)。蔡批评总理衙门的人员兼任，以理藩院为例呼吁设立专任的“外务部”(14)。沈指出总理衙门的业务与其他部门重复，并批评业务冗繁这一组织性问题及人事的兼任制度，主张应设立“专部”而非临时的机构，并设置“专官”。还提议设置管理王大臣、满汉尚书、侍郎的职位，按业务内容设立部、局。沈的构想援引了各国的外政制度，并参照了六部的制度(15)。 上述的改革方案可认为是承继之前薛福成、马建忠、黄遵宪、郑观应、陈炽等的议论而来(16)。而这些戊戌变法时期的方案，也因1898年9月变法失败、推动维新人士的下台，而搁置至将来。 （二）北京公使会议与第十二款方案的制定 清朝颁发宣战上谕是在1900年6月21日。在前一天的20日至8月14日，义和团团员及清军包围了东交民巷的使馆区。8月14日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使馆区之围解除。8月15日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离开北京避往西安。议和交涉从7月中旬开始，而清朝也通过上谕列出了议和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