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开港前中朝宗藩体制的变化

——以《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元周(1966—),男,河南商城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近代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宗藩体制的崩溃是西势东渐和周边国家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但是也可以从宗藩体制自身的演变中寻找其轨迹。清韩宗藩关系虽然一直比较稳定,但是受“尊周大义论”、“北伐论”的影响,朝鲜对清朝的态度始终在现实需要与理念追求中纠葛。从制度层面来说,朝贡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甚至连下马宴、上马宴这样的礼仪活动已经变得很不严肃。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变化中,朝鲜使行人员与中国文人和官员的交往日益扩大,为近代中朝关系的新变化开辟了有限的途径和可能。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1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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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1)01-0098-12

      对于1876年朝鲜开港之后中朝宗藩体制的变化和崩溃过程,学界已多有研究。但是以往近代史学者的研究多只关注近代以后的变化,对于近代之前,尤其是19世纪前半期的变化则很少论及;而古代史学者又多只关注传统朝贡制度,而很少对近代宗藩体制的崩溃过程作深入的分析。且中国学者多从中国史料入手来探讨宗藩体制的性质和变化,而缺乏对朝贡国史料的把握,从而容易把宗藩体制简单化。

      虽然从整体上说近代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宗藩体制的崩溃是西势东渐和周边国家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但是在进入近代之前宗藩体制已经经历了很长的历史,从制度史的角度来说也不能不发生种种变化。所以,我们有必要从长的历史阶段,从不同的角度,例如朝贡国的角度来考察宗藩体制在现实层面的变化,以及各方的反应。本文以朝鲜开港以前的部分《燕行录》为主要资料,考察19世纪前半期朝鲜人对中国认识的变化,朝贡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以及朝鲜人与中国人交往日益扩大所带来的影响,从而揭示中朝关系演变的内在动因和趋势,希望这种研究能为近代中朝关系的演变提供一个新的理解角度。

      一、对清朝认识的分化

      康乾盛世打破了过去朝鲜人中流传的胡无百年之运的说法,朝鲜朝野上下普遍开始用更加现实的眼光来看待清朝,甚至出现了主张向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学习的北学派。但是到19世纪,清朝已逐渐开始从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走向衰落。在这一过程中,北学派也在朝鲜迅速衰落,朝鲜人对中国的认识也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对于当时许多朝鲜读书人来说,到中国一游是一生的梦想。徐庆淳在他的《梦经堂日史》中说:“朝鲜人自年五六岁稍有知觉则求物产之奇巧者,必曰大国之物,语人物之杰特必曰大国之人,至于文章书法山川宫室皆称大国,以不得一见为生平恨。”① 但是真正地到中国之后,由于各人观察的角度不同,感受也各不相同。朴思浩在北京国子监见到石经,慨然有北学中国之志,但是中国友人丁泰却告诉他,中国人皆埋没于科举八股之中,大儒名师亦难寻,二人不由得感叹“科举之累人,天下之大患”②。朴思浩看到北京城内外多豪华的庙宇,也为“皇都表正万邦之地”不崇儒重道而崇尚佛道感到可惜,好在丁泰告诉他当时中国士大夫之有识者并不好佛③。

      徐庆淳是咸丰五年(1855)随进香陈慰使到中国的。对于此次中国之行,徐庆淳认为从他的所见所闻来看,朝鲜人不到中国也不是什么值得遗憾的事情,他以讽刺的口吻描述了他的见闻:

      燕京不过北方一隅之地,山川则毉闾渤海,亦是支流余脉而已,人物则虽有尧舜禹汤之圣,皋夔稷契之佐,一着黑毳帽马蹄袖,则余无足观矣。荒沙白碛,千里旷野之中,仞筑甓垣两周围之曰城堞也,高起亭阁殿宇而雕彩之曰宫阙。尊者卑者难辨等威,幼者长者莫分冠童。饮食必以猪油为味,臭恶不堪咽。衣服必以毡裘反着,貌恶不堪视。婚丧之用乐,先王之礼扫地无余。语言之侏离,蛮夷之俗根于天性。至若金铃葫芦之属,俱是随手破碎无用之物,不过欺骗小儿,夺取小泉之计,古之唐虞商周之大国亦如是,而犹以未见为恨耶?④

      徐庆淳的观点与之前的北学派有明显的不同,与一般严于华夷之辨的朝鲜正统儒学者也稍有区别。他不仅从思想上,也从事实上否定了中国文化的先进性。

      虽然胡无百年之运的说法已经不足以预言清王朝存续时间的长短,但是朝鲜人还是相信清朝的统治不会永久稳固。乾隆年间开始,鸦片之患渐显,“银钱外泄,成中国之大漏卮”⑤。而到嘉庆年间,内乱不断,先后有白莲教、天理教起事等,虽然很快被剿平,但也反映出清朝在走向衰落。朝鲜使行人员对清朝的这种变化也有所感知,并认为主要是吏治腐败的结果。清朝的由盛转衰又重新激起了朝鲜儒学者对清朝衰亡可能的探讨。道光八年(1828)到中国的朴思浩就相信,一旦中原有真人起来反清,自然能一呼百应,重建真正的华夏王朝⑥。

      道光、咸丰年间,清朝在内忧外患的打击下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朝鲜人更是急切地讨论清朝灭亡可能给朝鲜带来的影响。早在18世纪,实学者李瀷就担心满洲人一旦退回原来的发祥地,不仅会对朝鲜有所诛求,甚至会侵占朝鲜西北诸郡,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若使中国纲纪解纽,岛夷逞欲,劫夺我两湖之漕,我将坐而待亡而已”⑦。这种心理在朝鲜一直存在,与北伐论形成鲜明的对照,加剧了朝鲜人对清朝态度的分化。朴思浩在他的《燕纪程》中也讨论过这一问题,提到当时朝鲜国内有人担心满洲人一旦退回发祥地宁古塔,则有可能借道朝鲜,清朝一直厚待朝鲜,朝鲜将难以拒绝,而接受这种要求,则朝鲜难免会遭受蹂躏⑧。朴思浩本人并不认为会有清人借道朝鲜的可能,但是他也强调朝鲜人应该关注天下大事,因为朝鲜“自檀箕以来,只知有以小事大之义,中国之治乱,亦不可谓全然无关”⑨。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尤其是当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咸丰皇帝避难热河的消息传到朝鲜国内以后,这一问题好像变得更加现实化。

      当时朝鲜国内一片恐慌,各种流言盛行,京城贵族纷纷落乡,逃往山中避难,甚至朝中大臣也有私自离职外逃者,有的百姓因害怕洋夷来攻而假扮天主教徒,或去讨好天主教徒⑩。东学也是在这时期创立的,创立者崔济愚也正是听说洋夷在占领中国之后要来攻打朝鲜,才为辅国安民而创立东学。朝鲜朝廷要向中国派出问安使,很多人认为此行涉险冒危,不愿意出使。朴珪寿作为朴趾源的孙子,“半世方册里,梦想帝王州”(11),非常愿意到中国游观,所以才“大笑勇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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