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定阳事件”是清代中朝关系的转折点。它是朝鲜对200多年清代中朝臣属关系的抗争，对奉行东亚地区千年之久的宗藩体制的挑战。对于这一在中朝早期关系史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国内外学术界虽多有研究①，但对其意义的挖掘、影响进程的重要细节辨析上尚有不足，本文拟在广泛运用国内外史料的基础上，对此事件进行全面探析。 一 朝鲜自主意识的萌生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面对东西方列强的强大攻势，清政府从维护传统起见，更为巩固边疆安全考虑，逐渐改变传统习惯，对朝鲜的内政外交由过去的不干涉变为渐趋严密的掌控。在此之前，清政府固守朝贡体制的传统，对朝鲜的内政外交“向不过问”，中朝两国之间维持着一种相对松散而又稳定的国家关系。1882年的《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就是在清政府推行“以夷制夷”策略的大背景下签订的。清政府据此成功地将欧美列强引入到朝鲜，创造性地实现了中国古代治国传统与近代均势理论的结合，初步达到了借助于欧美国家的力量牵制日俄的目的，较为完整地保持了对朝鲜问题的决定权，维护了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 《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既是清政府对朝干预政策的实施，也是朝鲜政府抗拒清政府干预政策的开始。该条约签订后，朝鲜又相继与英国、德国等国签约。美国等欧美国家相继派出驻朝使领，国际准则开始通行于朝鲜这个“隐士之国”。同年11月2日，幼学高颖闻上书国王李熙，提出“目下急务”七条，其中第一条就是“派遣使价于欧西各邦，先觇国风物土，以伸友谊，次请精娴各艺教师，使我八域上下，学习新务，野无遗贤，是昭代开明之一道”。② 此事尽管没能即刻付诸实施，但却体现了朝鲜开国后自主意识的觉醒，埋下了5年后“朴定阳事件”的伏笔。在此后的时间里，朝鲜政府经过观察、对比，发觉日本、俄国、英国皆非善类，或有领土要求，或有更大企图，都非值得信赖、依靠的对象，只有大洋彼岸的美国与众不同。于是，朝鲜便把美国视为摆脱清朝掌控，谋求独立自主的靠山、保护伞。美国作为后起的大国，出于全球争霸战略的考虑，亟待打破东亚地区的原有格局，彰显美国影响的存在。朝鲜谋求独立的企图恰好给了美国插手东亚国际事务的良机。1883年5月13日，福特（H.Foote）成为美国首位驻朝公使。据此，美国成为近代第一个向朝鲜派驻公使的西方国家。同年7月，受国王李熙的派遣，闵泳翊作为全权大臣，率领由开化党骨干洪英植、徐光范、边燧等组成的外交使团来到美国，受到总统以下美国国民的热烈欢迎。之后美国人德尼被朝鲜聘为顾问，1884年1月14日美国人厚礼节被朝鲜聘为驻纽约总领事。③ 1887年9月9日，美国人米孙被委任为襄办事务。④ 9月12日，“美国医士敖兰以医进官，升参判，每持议背华自主，昨派为驻美参赞”。⑤ 福久（Foreign）在担任美国驻朝代理公使期间，屡次三番地鼓动朝鲜派使出国驻扎。他说道：“韩贫弱不能自主，时受制于中国。各国每派代理公使及领事等官，亦隐不以敌体之国相待。若韩能派公使全权分赴各国，各国亦必派直正公使驻扎朝鲜。各有权势，遇事牵制，中国自不敢以属邦视之。”⑥ 美国的支持与唆使，加速了朝鲜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直接促成了朝鲜自主外交的践行。 1885年之后，清政府对朝鲜内政外交事务的干预愈益明显，国王之父大院君李星应先是被囚禁在保定府后又被释放回国，淮军将领吴长庆又长期率兵驻扎朝鲜，袁世凯取代陈树棠，进驻汉城，监守朝鲜。与此同时，朝鲜政府摆脱清政府干预的决心也渐趋增强，反清抗清的行动也逐渐升级。国王李熙自1887年5月以来，就将派出使臣视为头等大事，精心策划，周密部署，坚持派出使臣。史称：韩王“由四月至今，庶政皆废，无日不以派使为事。韩廷诸老成皆不以为然，独（朴）泳翊与德尼力主此事，又唆美俄使请之，王益自信，不可复挽矣。”⑦ 7月14日，国王李熙在美国顾问德尼、⑧ 美国驻朝公使福久的怂恿下，任命闵泳骏为驻日办理公使，朴定阳为驻美全权公使，沈相孚（后因病改为赵臣熙）为驻英、法、德、俄、义（意大利）五国全权公使，目的是借助东西方列强的承认，“须派公使分往各国，乃能全自主体面”，⑨ 迫使清政府放弃对朝鲜的全面干预政策。朝鲜政府采取了先斩后奏的策略，8月2日，先派闵泳骏赴任，⑩ 8月11日方照会袁世凯，借以试探清政府的态度。(11) 9月16日，又在清廷毫不知晓的情况下，由交涉通商事务代理督办大臣朴周阳照会美国驻朝公使丹时漠（H.Dinsmore），“特派协办内务府事朴定阳作为钦差全权大臣，前往贵国，驻扎京城，妥办交涉事宜，行将不日登程”。当天还通知担任朝鲜驻纽约总领事的美国人厚礼节做好接洽工作，“待其抵达，与同周旋”。(12) 9月23日，国王李熙颁布国书，正式任命朴定阳为驻美全权大臣，内称：“朕知此臣忠勤综详，堪任是职，用特备书，着该大臣躬亲进呈，尚冀大伯理玺天德推诚相信，从优接待，准其随时入觐，代达朕之衷曲，得以益加亲睦，共享升平焉。”(13) 清政府闻讯，大为恼怒，认定此事非同寻常。国际公法明文规定，只有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才有资格进行外交活动，附属国无外交之权。朝鲜政府遣使出洋，无疑是在昭告世界，朝鲜为一独立平等之国。况且，朝鲜所派使臣为全权公使，而当时清政府所派公使，职衔为二等使节。朝鲜使节位居清廷使节之上，摆脱中朝宗藩体制桎梏之意不言自明。 清政府深知，倘若坐视不管，任其发展，中朝之间延续数百年之久的宗藩关系将会就此结束，苦心经营的对朝策略将会付诸东流。李鸿章当即作出判断，“朝鲜近藩，略如宋鲁，履霜坚冰，其渐当警”，并意识到此前的失策。他说，“其初狃于金嘉镇之在倭，适当徐、黎相代之交，因其人微，不足措意，自觉去来任便，遂骎骎欲以大使尝试于欧美两洲”。(14) 为维护中朝宗藩体制计，更为“保藩固边”战略计，阻挠朝鲜使臣赴欧美就任自然也就成为清政府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