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界对近代中国音乐和国民意识的研究成果颇多。其中，但兴悟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再诠释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0期）、王力平的《从孙中山民族革命实践的悲剧意识看近代民族凝聚力的思想误区》（《暨南学报》1995年第1期）是研究近代中国国民意识的力作，他们对中国民族特殊性的阐述是本文的一个触发点。常晓静的《近代拯救意识与中国新音乐》（《南开学报》2001年第4期）、冯长春的《两种新音乐观与两个新音乐运动——中国近代新音乐传统的历史反思》（《音乐研究》上，2008年第6期；下，2009年第1期）、王续添的《音乐与政治：音乐中的民族主义——以抗战歌曲为中心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以及姬群的《近代音乐救国大潮下的音乐审美诉求》（《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等，集中探讨了近代音乐与民族拯救意识等政治方面的深层关系，为笔者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路。但是，学者们的研究多侧重于近代音乐的某一时期或某种现象，将近代音乐与国民意识进行综合研究的还为数不多。笔者试做探讨。 一 国民意识：近代中国音乐发展的强劲动力 音乐是一种抽象的意识，但“音乐之流动性手段使它成功地冲破了我们喜欢用以阻塞灵魂中各部分相互联系的障碍，并披露灵魂在一切现象中的一致本质”（转引自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532页），这使得人们可以通过抽象的音乐来观察现象。关于乐政关系，上古中国就有“听风制乐”的观念。有周以降，中国形成了完善的“礼乐文化”，礼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尤其在儒家以礼乐治国的意识中，音乐是世道兴衰、国政治乱的镜子。正因为古代中国把音乐的社会作用直接与“治国”、“亡国”相联系，才有了近代中国思想界对音乐与国民意识关系的复杂的思考。 甲午战争之前，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音乐已经有了相当的接触，但还没有近代国民意识。日本西化而强盛，中国战败的刺激，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音乐和近代国民意识逐渐有了深刻的认识。1896年梁启超指出：“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万不可阙者。”（张静蔚编选校点：《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1900年梁启超再次强调：“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同上，第106页）可见梁启超十分看重音乐的社会作用和音乐与国民意识的关系。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请清廷仿照欧美“创国民学，令乡皆立小学。限举国之民，自七岁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术、舆地、物理、歌乐”，指出“近者日本胜我，并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同上，第98～99页） 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思想界的不少知识分子在《新民丛报》、《浙江潮》、《江苏》、《云南》等杂志上先后发表多篇文章，论述音乐对于国民意识的作用。奋翮生认为，近代中国的衰落“原因在于郑声”，“自秦汉以至今日，皆郑声也，靡靡之音，哀怨之气，弥漫国内，乌得有刚毅沉雄之国民也哉”。“日本自维新以来，一切音乐皆模法泰西，而唱歌则为学校功课之一。然即非军歌、军乐，亦莫不含有爱国尚武之意，听闻之余，自可奋发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同上，第184页）匪石（陈世宜）也指出，中国古乐今乐“皆负绝大之缺点”，“其性质为寡人的而非众人的也”，“无进取之精神而流于卑靡也”，而“西乐之为用也，常能鼓吹国民进取之思想，而又造国民合同一致之志意”。（同上，第189～192页）又有剑虹（李燮义）提出相同认识：“盖音乐者使人有合群之美德，有进取之勇气，有爱国之热诚者也。”（同上，第222页）这些声音道出了音乐具有的重要功能——调动人的积极心理，使人“合群”、“进取”、“爱国”，音乐能够培养国民意识。1904年，保三（侯鸿鉴）主张：“同班生徒，同唱一歌，调其律，和其声，互相联合，声气一致，可引起儿童之共同心。”（同上，第144页）这里更加明确地指出音乐可以起到培养“共同心”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学堂乐歌对于学生国民意识养成的关系。 有了思想界对音乐的提倡，音乐界也活跃起来。20世纪初，许多“乐歌集”的编撰者在其编撰缘由中阐明培养国民意识的想法。田北湖、邹华民在《修身唱歌书》初版（1905年）的编辑大意中指出：“编就修身范本之杂目，演为简浅短歌，随口成诵，入耳易感，岂惟学童长德之方，抑亦社会公益之助。就中如对国一门，于军国民观念，尤所关注，有强种保国之思者，此足当精神之教育。”（同上，第149页）此话直言音乐的“强国保种”、“军国民”观念。汤化龙在《教育唱歌集》一书的叙言中则讲：“浸淫输灌，养成能独立、能合群之国民，黑子弹丸，一跃而震全球之目。以吾国国力之弱，民气之痿，转捩之键，全恃小学陶镕鼓导，音乐一科，有不能刻缓之理。”（同上，第152页）言辞以日本为例以证用音乐培养国民刻不容缓。华航琛的《共和国民唱歌集》（1912年）编辑缘起谓：“音调虽仍其旧，而歌词务求其新，且词句浅显，俾髫龄儿童一矢口而便生共和之观念。”（同上，第161页）言语深入具体，指出歌词浅显利于共和之观念的生成。汤介士在《中小学音乐教科书》（1914年）序中讲，“诚以音乐为感情教育之一，其于国民道德情性，感人最深而移入最速者也”（同上，第172页），极言音乐对于国民意识的立竿见影之效，真实反映了当时国民意识的重要与缺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