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为沪地教会中学之冠”

      ［中图分类号］K295.1；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0）06—0001—13

      徐汇公学由天主教传教士于1850年创办，是近代上海最早按照西方办学模式所创立的学校之一。在中西之间、传统与近代之间，这所学校不断演绎着自己的传奇。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所学校的变迁对于近代上海乃至中国的中学校史研究具有“标本”意义。

      徐汇公学作为上海的一所著名新式学校，开风气之先，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徐汇公学的西洋管弦乐队，是中国第一个学校乐队，它对我国音乐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徐汇公学是我国最早接触西方戏剧演出的学校之一，公学学生很早就用中外语排演戏剧，此后成为学校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公学很早就开始编撰涵盖诸多学科的学校课本，时称“汇学课本”，其中包括泰西科学、哲学宗教、历史、地理、法语、英语、拉丁语、音乐、体育等课本；它是上海乃至全国较早拥有物理、化学、生物等实验室的学校；公学很早设置音体美课程，并对学生进行油画训练；也是全国第一个拥有足球场的学校，徐汇公学足球队享誉沪上，在多次赛事中获得冠军。在近代，徐汇公学以管理严格、师资雄厚及培养学生优秀而称誉沪上，名闻海内外，中外人士、社会各界纷纷前来这所学校观摩考察，对这所学校留下了深刻印象。1914年，时任上海知县的洪锡范来徐汇公学参观后发表演说，称之为“中国各种学堂之标准”。① 1931年，学校立案转制，上海市教育局对该校的评语为“该校创办于1850年，历史悠久，成绩斐然，素为沪地教会中学之冠。”② 1932年易名为徐汇中学。作为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教会学校，徐汇公学在海内外具有很高的声誉，它的意义自然不能局限于对一般学校的考察。本文在梳理大量有关徐汇公学中外文原始档案文献的基础上，③ 通过对这所百年名校的创办背景、章程演变、课程设置与教友、校友网络构建的解析，反映其办学特点以及所具有的广泛社会影响。

      一 徐汇公学的创办与早期生源

      徐汇公学是在1849年至1850年饥荒年代里创办起来的一所教会学校。1849年五六月间，我国霪雨为灾，全国江河溃决，而江南之水势尤甚，尽成泽国，各地难民充斥，处境堪怜。“上海土人既遭此奇厄，兼之各处难民衣衫蓝缕游行街中，风餐露宿，甚为可怜……徐家汇教友深恐有害地方治安，乃恳请司铎代畜其子弟，……复有多数教外难民求司铎收养其子弟一听司铎陶成之，抚育之，若是者得十二人云”。④ 传教士设法收容难民子弟，施以教育，于1850年正式建校。将其命名为“圣依纳爵公学”，因地处徐家汇，亦称徐汇公学，或徐家汇公学，法文为“COLLGE ST－IGNACE ZI－KA－WEI”。关于徐汇公学的创办人，当地文献有这样一段记载：“徐汇公学，在徐家汇天主堂。道光三十年（1850年），法教士南格禄创办。原称圣依纳爵公学，……悉遵中国功令，专课诗文。”⑤ 其中提到了南格禄。南格禄（Claude Gotteland）为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他与另一位传教士艾芳济（Franoi Estève）于1842年7月抵达上海，后在上海一带传教。⑥ 南格禄是19世纪40年代首批来沪的法国传教士之一，曾任江南耶稣会会长。由于资历与名望，南格禄成为徐汇公学的早期创办人之一。但真正对早期徐汇公学发展作出贡献的是晁德莅。晁德莅（Angelo Zottoli），字敬庄，意大利那不勒斯耶稣会士，后转入法国耶稣会。他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来华，居于上海徐家汇，在江南地区传教。晁德莅来华后，刻苦研习汉语，熟读儒家经典，是一位富有学养的著名汉学家，著有中文《真教自证》及拉丁文《中国文学历程》，于“古文、八股文、小说、诗、词、曲、戏剧、对联，以及《三字经》、《幼学琼林》等，无不摘译，凡六巨册，实耶稣会二度来华后罕见之才也”。⑦ 晁德莅后成为神父，为当时上海近40个外国耶稣会神父中年纪最轻的一位。⑧ 1853年，晁德莅出任徐汇公学校长，此后至1874年他一直担任此职。在他的主持下，徐汇公学日渐兴旺。⑨ 晁德莅整饬学务，卓著勋劳，“对于学务方面，构设进行，三育并重。另于神业途上，循循善诱，因材施教”。⑩ 晁德莅从而被认为是徐汇公学的真正创始人。

      公学初创之时，学舍仅茅屋数间，学童12人。此后，人数逐年增多，1851年，学生增至31人，教员4员；1852年有学生44名。(11) 早期的学生，既有教内的，也有教外的，但多为贫寒之家的子弟。值得一提的是，马相伯就是公学早期的学生。马相伯，原名志德，又名钦善，亦名建常，后改名良，字相伯（亦作湘伯、芗伯），晚号华封老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生，江苏丹阳人，寄籍丹徒（今江苏镇江）。马相伯从小接受教会教育，兼学《四子书》。1851年，12岁的马相伯从丹徒来到上海徐家汇，进入刚成立的圣依纳爵公学读书，学名“马斯臧”，而来沪求学之事，“父母不知也”。(12) 此时正值晁德莅主持徐汇公学，遵循中国传统教育，专课诗文，对中国古籍经典的教学极为重视，曾聘请多位举人任教。马相伯在入学之前，已具备一定的经学根底，由此马相伯深得晁德莅校长的器重，而马相伯“国学与科学皆大进”。(13) 起初，马相伯也想走通过科举获取功名之路，但太平天国运动阻断了他的晋身之阶。于是，他继续留在学校：“先生与弟（即建忠）留校中，且助教国文。十五岁读拉丁文及法文。十九岁，法领事欲聘为秘书，辞之，谓‘我习法文，为祖国用也’。二十岁习希腊文，攻哲学暨神学者凡十载。”(14) 马相伯后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并被教会授职为司铎，成为耶稣会教士，派往安徽、江苏等地传教。1871、1872年间，马相伯自南京返上海徐家汇，出任徐汇公学校长，他是徐汇公学历史上第一位中国人校长。

      早期徐汇公学的学生，不少人的背景与马相伯相似。从1853－1873年徐汇公学圣母会149名会员的籍贯或会口来看，他们大多来自上海、松江、川沙、崇明、海门、苏州、常熟、江阴、丹阳等地。(15) 熟悉江南传教史的人都知道，早在17世纪，江南地区就有一些人信奉天主教。据清康熙二年（1663年）的一份资料记录，江南省那时有12座大教堂和许多会口，共计有55 100名教友。“教友群众的主要点，是在上海附近以及运河两岸，例如淮安、扬州、南京、苏州、常熟、嘉定、松江”。(16) 位处长江口的崇明岛开教则稍晚一些。“徐光启的一个孙女许甘第大，是（江南）教区卓越的恩人，她曾给教区的发展以大量的资助。与此同时，天主教也传入了崇明岛”。(17) 在上述提及的徐汇公学149名学生中，就有9人来自崇明一地。数百年来，江南的一些地区一直是传统天主教社区，被称为“老教友”。早年在徐汇公学就读的学生，不少家庭与教会有着深厚的渊源，从小就接受教会的熏陶，他们很早就有一个教友活动圈。马相伯当年来公学读书，是“因友人介绍，进入徐汇公学”。(18) 这位友人是谁？怎么能使一位12岁的丹徒少年独自来到上海？诸书虽明确没有记载，但这位友人的背景隐约还是可以揣摩到的。马相伯来公学后的第二年（咸丰二年，1852年），他的弟弟马建忠（字眉叔）也入校学习，年仅7岁，“盖当时之徐汇公学实兼有小学及中学性质也”。(19) 马建忠在校时，原名乾，字斯才。另据对1853－1873年徐汇公学圣母会149名会员的年龄统计，这些学生当年入校的年龄，最大的为23岁，最小的仅11岁，大多在14－19岁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