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0）11-0076-06 晚清以降，作为儒学分支的颜李学在南北学人的共同倡扬下走向复兴。进入清末，学界对颜李学之关注并未降温，且呈现日渐深入之趋势。其中尤以国粹派学人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们对颜李学的检讨与阐释，颇能代表当时新式学人的看法。故本文拟以国粹派学人对颜李学的研究为例，来探讨该学说于清末的发展态势。 一 由于颜李学派的学术论著散佚情形较为严重，故国粹派的首务便是搜辑、刊刻颜李著作。这在《国粹学报》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邓实、黄节、刘师培诸同仁皆为搜集颜李学派著作出力良多。如刘师培对颜元高足王源之学行颇为推崇，但因王氏著作流传不广，故刘“求其遗书已久未之得。闻《平书》原本尚存，惟主者秘藏之，不愿公于世”[1]。其友邓实亦“深恐其学术将归漂［湮］没，拟撰《颜习斋先生学说》之后附载昆绳先生传略学说一二。而于明末四先生学说撰成时当另撰《刘继庄先生学说》一篇……刘王二先生之学术行谊庶可考见云”[1]。同时，邓还于《国粹学报》上公开征集明末学者著作，希望社会贤达惠赐藏书。不久，邓实便从杭州丁氏善本书屋抄得刘继庄的《广阳杂记》一书，又从丰顺丁叔雅处觅得其藏《瘳忘编》、《李恕谷年谱》二书。此外，邓“久闻杨氏藏有王昆绳《平书》，今又得张君书，云有《平书》、《颜习斋年谱》二书，寄赠国学保存会，得此而颜氏之学当益昌矣”[2]。搜辑遗书之目的并非个人把玩，孤芳自赏，而是尽量使其广为流播，以资世用。故国粹派同仁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达此目的。一是专辟“撰录”一门，“搜罗我国佚书遗籍，征采海内名儒伟著皆得之家藏手抄未曾刊行者”[3]。邓实等人把收集而来的散见于各类典籍中的颜李及其后学佚文整理刊布于“撰录”当中，以供读者参考。二是将卷帙较大的著作单独编辑成书，“刊为《国粹丛书》，以发扬幽微”[4]。国学保存会先后出版了《颜氏学记》、《颜习斋年谱》、《李刚主年谱》、《李刚主瘳忘编》、《王昆绳平书》五种颜李遗著，并设立“绍介遗书”专栏，对其中的一些作品进行点评。如黄节就先后为《颜氏学记》和《颜习斋年谱》撰写跋语，对颜元、李塨二人的学术旨趣作一论述。希望“慕颜氏者人镂一版焉。则其传广矣”[5]。三是开设藏书楼，将颜李著作供人借阅。正是通过以上三方面之努力，颜李学被更多的人所熟知。 二 当然，作为一支以复兴古学为己任的学术群体，国粹派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颜李学派学术特色的研讨上面。首先，对于颜元在明末清初学界中之地位，国粹派给予了充分肯定，这在诸儒排位中颇有体现。邓实在《国学今论》一文中，将明末清初的学界代表性人物总结为六人，“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三先生兴于南，孙夏峰、李二曲、颜习斋三先生兴于北。梨洲集王学之大成，亭林以关学为依归，船山奉关学为标准，夏峰、二曲融合朱陆，习斋则上追周孔，此六先生学术之派别也”[6]。虽然六先生学派不同，但“其以经世有用实学为宗则同，其读书通大义，不分汉宋则同，其怀抱国仇，痛心种族，至死不悔则同”[6]。可见颜氏在邓实心中之地位。而作为国粹派的主帅人物，章太炎虽未对诸位大儒之先后座次加以论列，但其对颜元的评价亦相当之高。在他看来，揆诸儒学之发展，“自苟卿而后，颜氏则可谓大儒矣”[7](P153)。其对颜元之推崇可见一斑。 国粹派学人并未仅仅停留在赞赏颜氏学行的层面之上，而是本着求真的态度就颜李学的诸多问题展开研讨。颜李学究系如何产生，其后传播大势怎样？这自然是学术史研究首当解决的问题。国粹派学人从各自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解释。邓实指出，“二千年来神州之学术，其最盛者有三期：一曰周秦诸子，一曰永嘉诸子，一曰明末四先生（黄顾王颜）。三期之学其学风相似，其规模盛大相似，而永嘉一期之学派，则固上继周秦（周秦诸子之书均言实用），下开明末四先生之学统者也（顾炎武《日知录》多采叶适语，颜元倡事物之实用，与永嘉学派合）”[8]。这说明邓实认为颜李学与永嘉学术之间有着渊源关联。刘师培则侧重地理环境同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他写道：“燕赵之地，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读高达夫《燕歌行》，振武之风自昔已著。又地土硗瘠，民风重厚而朴质，故士之产其间者，率治趋实之学，与南学浮华无根者迥殊。颜学之兴，亦其地势使然欤……燕、蓟素无学术，北学之兴始自习斋……”[9](P562)把一种学术的出现完全归因于地理环境，自然有失偏颇，不过刘师培这种将“地势”与学术结合起来考察的思路，在当时堪称耳目一新，颇值借鉴。与邓、刘二人略有不同，章太炎更强调明末学风之弊对颜氏的刺激作用，在他看来，“明之衰，为程、朱者痿弛而不用，为陆、王者奇觚而不恒。诵数冥坐与致良知者既不可任，故颜元返道于地官”[7]。综上而言，邓、刘、章三人的看法皆有可取之处，若合而观之，似乎便可较为全面地了解颜李学于清初兴起的缘由。对于颜李学的流衍与中衰的过程，国粹派诸人的看法则趋于一致。颜李学虽盛极一时，但知名弟子并不多，“惟李刚主、王昆绳为著”，故至清中叶便急速衰落，几成绝学。“后二百年，颜学始由北而南。德清戴望，承其绝学，编《颜氏学记》，而余姚章氏亦推为荀卿后之大儒。盖颜学与王（船山）学，皆及今而大显云”[6]。邓实对颜李学于有清一代兴衰历程的勾勒大体不差，只是其认为直到戴望编纂《颜氏学记》时，颜李学方才流播于南方，此说法有待商榷。其实颜之弟子李垛已多次南游传播，并收恽鹤生、程廷祚诸人于门下，故早在李塨之时，南方学人对颜李学已颇有听闻。只是其影响不及北方显著，诚如刘师培所言：“即江浙之士，亦间宗其学。然一传以后其学骤衰，惟江宁程廷祚私淑颜李，近人德清戴望亦表彰颜李之书，舍其传其学者鲜矣”[10]。此外，刘氏还特意撰写《习斋学案序》、《幽蓟颜门学案序》、《并青雍豫颜门学案序》三文，对颜李学于清初的发展形势做一论述，尤其对颜李二人传播学说过程的考察，甚是细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