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10）04－0043－11 在救亡图存、探求国家近代化之路的过程中，中国思想界的先驱们曾接触过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其中，无政府主义是20世纪初期在中国传布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有学者统计，当时的无政府主义社团在全国达90多个，所办大小刊物70多种，出版著作约35种①。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大规模传入以前，无政府主义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主流。的确，在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体系中，包含有大量社会主义的内容，尤其是他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阐释，确曾产生重大影响，是晚清至民国初期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梳理和分析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观，将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和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演变的历程以及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轨迹。 一、关于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中国，严格地说只有“两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其他的只能称之为“派”②。恰恰是在这两大主义之间，首发了中国历史上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学理讨论。为此，我们应当首先探讨一下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关系的认识。 中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往往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来宣传无政府主义，甚至把社会主义纳入无政府主义之中，但他们其实并未把二者简单混为一谈，对它们之间差异的认识还是比较清晰的。 如果说《天义报》是“我国人发刊社会主义机关报之嚆失”③，那么刘师培就算得上是中国最早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加以区别比较的第一人。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分别发表于《天义报》第四卷和第六卷上的《社会主义学说发达考》和《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在后文中虽有一些史实性错误，比如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马克思所著，但从本文所关注的视角看，这两篇文章对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源流与发展、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异同等问题的考察，还是值得肯定的。尤其后文，更是从学理上阐明了他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关系的看法，即以他对社会主义实质的把握和对无政府主义派别的划分为基础，得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无政府主义“相表里”的结论。正是由于认为社会主义多与无政府主义“相表里”，或者说由于信仰共产无政府主义，所以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刘师培感到也有必要对社会主义加以宣传，并试图将其与无政府主义区别开来。但囿于认识水平，他却得出了不准确的结论，即：虽然“社会主义多与无政府主义相表里”，但“社会主义以平等为归，既有政府，则必上有统治之人，下有分配之机关，均背于平等之旨”，“故由社会主义扩张之，必达无政府主义这一境”④。 同样，《新世纪》对社会主义的宣传也非常热心。在创刊号中，《新世纪》对巴黎公社的意义和失败原因作了客观评述，称此次革命“足以为将来社会革命之先导”，革命之所以未成，“一因革命之思想尚未普及；一因国民军拘守旧德，虽旧政府之财库，不肯取掠，不肯施以最强烈之手段，卒致使政府得养其余威，以倾覆之”，认为“后来之革命者，亦可引为鉴矣”⑤。在此应当指出的是，一方面，与《天义报》相比，《新世纪》往往是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如李石曾在《革命》一文中称：“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自由、平等、博爱、大同。欲致此，必去强权（无政府），必去国界（去兵）。”⑥ 褚民谊亦称：“社会主义者，无自私自利，专凭公道真理，以图社会之进化。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无贫富，无尊卑，无贵贱，以冀平等；无政府，无法律，无纲常，以冀自由。”⑦ 另一方面，由于受西方无政府主义影响较大，该杂志后来很少再有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了。 相比之下，《天义报》对于社会主义的宣传却一直很热心，且译载了部分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在该刊第15卷“学理”栏，刊载了民鸣译的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序言》，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恩格斯著作的完整译稿。译后记说：“《共级（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的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⑧ 刘师培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共产党宣言〉序》，介绍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简史和马恩撰写《宣言》的旨趣，说明了《宣言》对于研究社会主义的史学价值。后来，他在《社会革命与排满》一文中，还借用阶级斗争学说来解释中国的“排满”革命，认为“排满主义，不必以种族革命自标，谓之阶级斗争之革命可也”，“若谓排满主义仅由种界及政治而生，与经济问题无涉，此则大谬不然之说矣”⑨。这种把排满革命看作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并认识到阶级关系由经济关系所决定，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无政府主义之集大成者师复，对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又作了进一步探讨。他借社会主义的英文来源指出：“社会主义者，主张以生产之机关（即土地器械等）及其产物属之社会之学说也。”他还把社会主义分为两大派——共产社会主义与集产社会主义，认为前者主张生产机关及其产物属之公共，人人各尽其所能，各取其所需；后者主张以日用之物（如衣食房屋之类）属之私有，生产之物（如机械土地之类）属之公有（或国家）。由于时人已习惯于把社会主义等同于集产社会主义，所以师复强调：“无政府党所主张者为共产主义，而集产主义则‘社会民主党’所主张”，为无政府党所不取；“是故无政府党常自标其主义曰‘无政府共产主义’”⑩。那么，什么是无政府共产主义呢？无政府共产主义“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也”(11)。如此，他不仅明确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分歧，而且申明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立场。在谈到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条件时，他说：“中国向无社会民主党，亦无人倡集产主义之学说，至江亢虎所倡之社会政策……不足为吾人主义之大梗。”(12) 显然，他在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预设了一条难以逾越的界线，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政治上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予以否定：“社会党之主张如马氏等，以国家为主体，承认国家之存在，以国家之力，使达其主义之目的。”(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