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121（2010）06-0061-03 晚清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特殊时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转型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申报》是旧中国在上海出版的极具影响力的报纸，设有新闻、评论、文艺（副刊）和广告等版面，广告部分内容涉及社会、文化、经济、商业等方面，其中保留了大量丰富的历史资料。故本文以《申报》1899年、1900年、1901年、1902年、1903年的寻婢广告为出发点，考察晚清社会婢女走失原因、生活状况及社会地位。 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帝国主义势力更是由各沿海口岸深入到中国内地。上海作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就已开放的通商港口，是西方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汇集地，并通过此地向中国内陆渗透。繁华的都市吸引着大批外乡人来此淘金，包括贫困的乡间妇女，由于她们长年在乡下从事家务劳动，来到上海最易于从事的职业就是做女佣，即为人家做些料理衣食、服侍起居、涣衣浆洗、端茶送水等生活杂务。上海的繁荣吸引了中外商贾云集，他们大多数都要雇用女佣照料家务。如时人所说：“上海……合城内外，洋场南北，岁有百金，家三四口者，无不雇用佣妇，大抵皆自乡间来。”② 但这些佣妇的人身安全面临着重重危机，大量婢女或因迷路走失，或因被拐骗而走失。虽然清朝已禁止蓄奴，但由于允许人口买卖，所以有钱人家便通过市场或其他途径购买女婢，她们属于主人财产的一部分，二者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婢女不允许随便离开，于是在《申报》上也出现了大量找寻走失婢女的广告。 一、广告格式 以1899年、1900年、1901年、1902年、1903年5年为例，经统计发现，寻找女性的广告共计110条，其中寻找走失婢女的广告53条，占寻找女性广告总数的48.18％。 以《申报》1903年1月7日的“寻婢广告”为例： 本宅初六晚九下钟走失婢女一名叫宝屏，四川人，今略晓广东话，年十三岁，人身不高不矮，紫铜色尖面傲唇瞑目观物朝天短发过肩，梳辫，如有知其下落报信谢洋三元，收留送到谢洋十元，绝不食言，此布，铁马路桃源坊二百十五号门牌，姓招。 《申报》中寻人广告除了有固定的版面，也有固定的行文模式——标题、正文、落款。寻找婢女的广告标题被冠以寻人、寻婢、招寻婢女等字样，让人一目了然。广告中把走失人出走的时间大多置于前端，多以“本月”、“今日”、“上月”及具体的“某月某日某时”等字样标明，一般在当月或近几天就公布寻找。1901年4月14日的寻婢广告上登载，“十二日走失女孩一口”。1900年2月9日的寻婢广告：“初四早失一婢”。1899年7月4日“本月初一夜本公馆失去丫头一口”。在寻婢、寻使女的广告中，更有时间具体到某时刻的，如1899年3月20日的寻使女广告：“正月廿七日一点钟走失使女”。1901年1月22日：“兹者是月十七日下午三点钟走失婢女一口”。这样精确的时间是为了方便寻找。广告内容大多涉及走失婢女的年龄、来源，以及登报人对帮助寻找到走失婢女的人的酬谢钱数，在广告的最后还有联系方式等。 二、广告内容 （一）婢女年龄、来源及走失原因 从五年中寻找婢女的广告看，被寻找的婢女年龄层广，没有明显的范围，小到五六岁，大到二十几岁甚至六十岁。《周礼》及古代习惯都是十五岁左右行笄礼，最迟二十岁，行过笄礼，女孩便成人。从五年的广告来看，15岁以下的幼女26位，15～20岁的少女21位，20岁以上的妇女3位。寻婢广告除讲到走失婢女的年龄，还说明了走失婢女的籍贯或住址。如1899年5月19日要寻找的婢女如意“台湾人上海口音”；1900年11月18日所找婢女富贵“天津口音”；1902年9月9日所找寻的婢女青云“四川口音”。这样看来丢失的大部分婢女都是外地人，她们由于对新环境的生疏而迷路走失，但更多是因逃跑才被寻找的，如： 《申报》1899年5月19日的“招寻女婢”： 本月初二日逃走丫头如意，十九岁，台湾人上海口音，穿旧蓝布袄，旧花布裤，赤一双大脚，塌鼻梁，门牙缺半个，眼下有泪堂，身上癞皮，倘有仁人君子送实信者谢洋四元，送人来谢洋十元，住城内道前水仙宫南朱兴隆香店隔壁朱宅便是。 《申报》1901年1月12日的寻婢广告： 昨晨美界余庆里逃去婢女一口，名桂馨，十三岁，头梳歪髻，穿蓝布棉袄花布□单蓝布裤，如有人收留者通信至申报馆账房自当酬谢，黄姓启。 《申报》1901年5月5日的寻婢广告： 逃失婢女名春桃，年十七岁，面圆略尖有耳豁，开身穿蓝花口布衫裤，元色布鞋，倘有仁人君子送到者，酬洋四十元，知风报信因而获到者谢洋二十元，绝不食言，□戏瓜街□□成土栈告白。 在诸多走失婢女的广告中，有几则广告尤为引人注意，1900年1月22日找寻逃婢广告，该婢女因“偷窃金镯一副嵌宝□戒三支潜行逃逸”；1900年8月13日使女“被匪人诿去”，从这两则广告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外出做工的仆妇佣女们受雇为佣，整日辛勤劳作，工薪却少得可怜，还时常受雇主的责骂，特别是那些被雇主花钱买来的年少女婢，更是形同奴仆。她们往往年少无知，缺乏经验和技能，如果碰到一位苛刻的雇主，就常常会遭到责骂，甚至虐待，婢女因不堪忍受从主家逃跑或窃主家财物逃走便时常发生。婢女一方面受着被雇佣超剥削的贫贱生活，一方面又受到可能随时被拐骗的危机，生活状况不容乐观。清朝虽已禁止蓄奴，但由于允许人口买卖，所以有钱人家可以从市场上或其他途径买到女婢，她们属于主人财产的一部分，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允许随便离开。 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中出外佣工的妇女大多是青年劳动力，上海开放发达的城市环境吸引着很多人来务工，他们为了生计往往为人佣，但却适应不了社会，或走失，或被拐骗，人身安全得不到基本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