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以下简称“两考”)的本质即依托今文经学的“孔子改制”、“三世”说等理论宣传其变法改制、民权平等思想。以往的研究在谈及时人对“康学”的态度时，往往“两考”混一而论，没有作必要的区分。事实上，“两考”虽同为康有为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其问世的时空条件不同、内容侧重点不同，问世后所引发的反响也不尽相同。本文不揣简陋，尝试对此一问题进行探讨，比较不同群体在“两考”问题上的态度异同，分析其中的原因，进而揭示戊戌时期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当然，由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刊出较早，因此拙文部分内容将追溯到戊戌以前而不仅限于戊戌时期。 1891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问世。该书的主旨，康有为如是说： 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暧，聚百、千、万、亿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① 此书康有为本意并不在于烦琐的考证，而在于借助朴学考据的方法证明古文经传之《周礼》、《左传》、《毛诗》等为刘歆伪作；为弥缝作伪痕迹，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刘歆作伪为助新莽篡权，故淹没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康氏此说为其利用今文经学阐释孔子微言大义埋下了伏笔。 该书的问世曾引起时人的关注，并遭到驳难，甚而至于毁版。其中，最为激烈的攻击莫过于1894年给事中余联沅的奏劾。②不过，关于余联沅奏劾《新学伪经考》，其动因颇为复杂。有研究指出，余奏之出台，“其一是受人之托(包括贿赂)，其二是配合攻击李氏兄弟。事实上二者兼而有之，又以前者为主。”③前者是指张乔芬因“同人团练局”与康有为结怨而请托言官劾之；后者指甲午战后，李鸿章、李瀚章兄弟成为言官指责的对象，康有为之事正好出自李瀚章的辖区之内，故而奏劾康有为可以配合攻击李氏兄弟。既然有如此来头，那么“余奏”就说明不了太多有关《新学伪经考》的问题。 然而，尚有不少读者对《新学伪经考》作出评论，而且多有批评。朱一新大概是康门弟子之外最早阅读《新学伪经考》者。1890年，《新学伪经考》尚未完稿，康有为便就教于主讲广雅书院的朱一新。初读之下，朱一新复函康有为④，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他既不同意将六经视为刘歆伪作，“以为伪《周官》、《左传》可也，伪《毛诗》不可也；伪《左传》之羼乱者可也，伪其书不可也”；也不同意以春秋大义附会其他经典：“通三统者《春秋》之旨，非所论于《诗》、《书》、《易》、《礼》、《论语》、《孝经》也。孔子作《春秋》，变周文，从殷质，为百王大法。素王改制，言各有当，七十子口耳相传，不敢著于竹帛，圣贤之慎如此。《诗》、《书》、《礼》、《乐》，先王遗典，使皆以一家私说羼于其中，则孔子亦一刘歆耳。”⑤在朱一新看来，康有为遍伪六经，乃是“知伪《尚书》之说数见不鲜，无以鼓动一世，遂推而遍及于六经。嘻！其甚已。”他还对康有为使用《史记》时，于“合己说者则取之，不合者则伪之”的作法提出批评：“足下不用《史记》则已，用《史记》而忽引之为证，忽斥之为伪，意为进退，初无确据，是则足下之《史记》，非古来相传之《史记》矣。”⑥应当说，朱一新的这番评论没有超越学术批评的范围。光绪十八年二月十六日(1892年3月14日)俞樾阅读《新学伪经考》后在日记中写道：“其书力攻古文之伪，故凡后出之《毛诗》、《左传》皆以为伪，并因《说文》有籀古亦排摈之。其所论似正，然亦一家之说。且以诸伪经皆刘歆所造，故目之日新学，以歆固新莽国师也。然此究谁见其执笔而书乎？又凡古书有与己意不合者，皆以为刘歆窜入，亦未免武断矣。”⑦俞樾是当时的古文经大家，但其“治《春秋》颇右公羊氏”⑧，曾撰有《春秋公羊传评议》。但与康有为“不惜曲解证据”以附会其微言大义的治经方法不同，俞樾治经是以考据方式探求义理，微言大义必须经由考据而来。因此，对于《新学伪经考》，俞樾虽承认“其所论似正”，然“亦一家之说”，更无法认同其“凡古书有与己意不合者，皆以为刘歆窜入”的武断作法。洪良品读过《新学伪经考》后致书梁启超，表达了他的看法：“在贵师明智超识，何尝不知《史》、《汉》有来历，不同杜撰，特歆于魏默深《诗、书古微》之冒称绝学，欲于二千年后特标一帜，而无如二千年以上事实，见于史策者昭昭，因见近儒解经不通，则必藉口刘歆窜入，因附会《王莽传》、《西京杂记》、《史通》诸书，以入其罪，然后经典可以肆其抨击。”洪氏同样批评了康在对待《史记》时，于“有合己意者，则日铁案不可动摇；有不合己意者，则以为刘歆所窜入”的作法。⑨就政见而言，康有为后来的变法主张，朱一新、俞樾与洪良品等人未必认可，但此时，他们对于《新学伪经考》的评价都是从传统学术批评的角度进行的，没有掺杂太多的政治因素，也没有任何新旧之争的痕迹。这与下述戊戌时期那些政见与康有为一致者对《新学伪经考》的态度没有太大的出入。 宋恕曾有“驳长孺《伪经考》语”，孙宝瑄听后认为“极确”。⑩宋恕所驳者，乃康有为所说秦始皇焚书并未厄及六经之说，认为“秦既不许天下挟《诗》、《书》，断无其朝廷复设博士教人以《诗》、《书》之理……长孺云：秦欲愚天下，非欲自愚。若自焚其朝廷所藏者，是自愚也。不知秦为治皆本法家，无取《诗》、《书》之义。是在秦为废物，何必藏之。且长孺云：吏即博士，使天下学者往受业。然则秦非仅不自愚，并不欲愚人矣。与焚书之旨相反，此何解耶？”(11)宋恕驳康说，旨在指出刘歆作伪的不足信。孙宝瑄本人也对“康学”中的很多武断之论提出批评。他不信刘歆作伪，认为“歆以一人而造《周官》，造《书》，造《毛诗》，造《尔雅》，造彝鼎古字，且编窜诸书，无所不至，试问有此精力否？且造之何益？若云取名托诸他人，则无名，以媚莽，《周官》一书足矣，《诗》、《书》、《尔雅》将谁媚耶？……若云诸书皆出其手，则攻之适以尊之，歆果圣人也。”(12)对宋恕驳康之论，孙宝瑄当时认为“极确”，后有所修正，认为秦焚书的确未及“博士所职者”，但“萧何入秦，收丞相御史律令图书，亦未收博士所职者。及后咸阳一炬，而完书毕竟无存矣。坏壁所得古书，非刘歆伪造无疑。”对孙宝瑄的这一见解，章太炎“亦以为然”(13)。章太炎也曾作《新学伪经考》驳议数条，但并未公开。宋、孙、章三人交密，维新期间一度同住沪上，经常一起纵论古今，“作竟日谈”。在其后的戊戌变法中，他们都是康有为的同志，可谓政见一致。在学术上，三人虽“所从入之学派”有所不同，章太炎“从许、郑入”，宋恕“从三王人仲任、文中、阳明”，孙宝瑄“从洛、闽入”(14)，但都主治古文经典，与康有为的治学路数有所不同。因此，当看到康有为将古文经传统统说成刘歆作伪且证据不足时，他们的批评自在情理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提出批评的，不仅来自于宋恕、章太炎等研治古文经典者，而且来自那些与康有为同治今文经者。皮锡瑞与康有为一样学主今文，但皮之治经力求凿实，反对空疏。因此，他批评刘逢禄、魏源等人经说的武断，认为“以此说经，圣人之书无完肤矣，以臆说为微言，以穿凿为大义，此真经学之蟊贼！”(15)1894年，他读过《新学伪经考》后，评论道：“谓《周礼》等书皆刘歆作，恐刘歆无此大本领，既信《史记》，又以《史记》为刘歆私窜，更不可据。”(16)唐才常同样学主今文，但与“康学”的宗旨“也微有不合之处”。在唐才常看来，“《周官》、《左氏》为姬氏一朝掌故，而公、谷、大小戴、三家《诗》乃圣人改制之书”(17)，这与康有为之遍伪古文经传已然不同。谭嗣同对康有为否定古文经的武断也“不敢苟同”，认为“孔子作《春秋》，其微言大义，《公羊》固得其真传，顾托词隐晦，虽何休为之解诂，亦难尽晓。至于左氏之书，则不尽合经，疑后人有所附益，然其叙事详，且皆可稽。苟说经而弃是书，则何由知其本事，而孔子之施其褒贬，亦何由察其深意，此章实斋所谓‘道不可以空诠也’。”(18)黄遵宪是康梁变法路上的亲密伴侣，康梁在维新路上的很多困难都由他代为排解，但这并不意味着黄遵宪信服“新学伪经”说，他曾直言不讳地对梁启超说：“《公羊》改制之说吾信之。谓六经皆孔子自作，尧、舜之圣，为孔子托辞，吾不信也。”(19)即使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陈千秋“亦时时病其师之武断”。在梁启超看来，书中“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谓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