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史研究趋于兴盛 “文革”结束之后，以往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长期被视为禁区的某些领域和课题，成为许多学者研究讨论的热点问题，新观点、新见解也层见迭出，新领域、新课题被不断开拓，从而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这一变革使大陆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很快趋于兴盛。 辛亥革命史可以称为这一时期大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之一，成果也最为突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改革开放之后大陆新史学的发展变革。1977年，《历史研究》杂志即发表樊百川的《辛亥革命是儒法斗争吗？》，《四川大学学报》发表李润苍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这两篇论文对“四人帮”践踏历史研究的科学准则，歪曲辛亥革命史实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初步清算。章开沅在1979年初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一文，大声疾呼近代史研究者应加强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探讨。此文发表后，不仅在国内史学界，而且在海外学者中也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美国学者将此文译成英文重新发表，认为文中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史学界研究近代资产阶级的新动向。 在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取得了受到海内外史学界高度重视的一系列成果。尤其在80年代初出版的由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3卷本《辛亥革命史》，是世界上第一部深入研究辛亥革命的通史性、综论性的大型著作，普遍受到好评。国外学者认为：“无论是参与编写人数众多、为增强说服力而提供丰富材料，还是从涉及问题的广泛范围来说，这部书都可视为三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的集大成者”，是“最能体现目前辛亥革命研究的观点、方法和水平”的“皇皇巨著”。台湾学者也认为“《辛亥革命史》这部书，在所有有关中共的辛亥革命的学术论著中，是篇幅最大、资料最丰、最具学术形式的一部书；从世界史学的眼光看来，也是篇幅最大、最有系统的一部书。”而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虽然自70年代以后即发展迅速，成果众多，但令人有些不解的是始终没有出版一部综合性、贯通性的大型辛亥革命史著作。在这方面，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很快便超越了台湾。不久之后，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4卷本《辛亥革命史》也陆续公开出版，另还出版了李新等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同人集体撰著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同样受到海内外史学界关注。除通论性著作之外，各种专题性的研究成果也为数甚多。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大陆发表的与辛亥革命相关的论文总计5200篇左右，是前30年的10倍。 与此同时，众多有关辛亥革命的史料也大量出版。例如重要人物文集、史料集有《孙中山全集》、《黄兴集》、《章太炎全集》等10余种；重要文献资料有《临时政府公报》、《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等；专题性资料则有盛宣怀系列专题档案汇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等；《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等外文资料书籍，也得以出版。 另外，在大陆还迅速出现了多个以辛亥革命史为重点研究内容的学术单位，各自汇聚了一批研究队伍。总之，这一时期大陆各方面情况均显示，“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辛亥革命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主要表现是研究者队伍壮大，思路开阔，方法更新，召开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会议，出现了一大批富有新意的论文，还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从而使得辛亥革命研究逐渐成为历史学科众多分支中的一门‘显学’”。 到90年代以后，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仍持续发展，尤其是在专题研究方面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例如有关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研究，无论是综合研究还是专题探讨，都取得了令国外学者十分重视的一大批成果。论文则几乎是数不胜数，涉及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内容。近代中国商会与其他商人社团研究的开拓，是中国近代史和辛亥革命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突出表现。大陆史学界对商会较为系统的研究虽然发端于80年代中期，但进展相当迅速，视野也日益扩展。除发表了众多专题论文外，还出版了若干有影响的学术专著。 就总体而言，1990-1999年大陆发表的辛亥革命研究论文合计数约为4400篇，虽较诸前10年有所减少，但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论文数量中仍占较大比例，而且有关辛亥革命的学术著作的出版呈上升趋势，数量增加，并多有新意，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另外，这一时期在大陆各地举办的有关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学术讨论会多达近20次，体现出相关研究的持续活跃与发展。在研究领域方面，也得到进一步扩展。除对一些老课题开展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外，较为突出的是对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进行广泛的探讨。这一时期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本身，并由此而局限于革命运动的短时段，而是扩展到辛亥时期或这一时期前后的诸多领域，‘辛亥革命史研究’开始转变为‘辛亥革命研究’了。”(严昌洪：《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研究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