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化”与“风流”:“淫戏”与晚清上海公共娱乐

作 者:

作者简介:
魏兵兵,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晚清上海,“淫戏”风行。地方政府屡颁禁令,报章对此口诛笔伐,皆难以遏止,反映出传统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的双重弱化。随着晚清上海工商业的发展,商人群体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在城市公共生活中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为戏曲娱乐业最主要的消费群体,商人阶层追求“风流”体验的娱乐诉求,是推动淫戏风行的根本原因。淫戏的风行不仅反映出晚清上海公共娱乐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变化,同时也显示出民间文化在晚清上海的勃兴。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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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95.1;J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0)05-0001-09

      19世纪后半期,上海迅速发展成为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富丽繁华,甲于天下”。工商业的发达刺激了城市娱乐业的兴起,戏园的繁盛便是一个典型例子。19世纪中叶,上海出现专门的营业性戏曲演出场所——戏园(时多称“茶园”)。同光年间,上海戏园业得到迅速发展,有“梨园之盛,甲于天下”①之说。戏园日兴的同时,以男女情爱为主题的“淫戏”也逐渐风行上海,官方屡颁禁令,报章口诛笔伐,然收效甚微,甚至愈禁愈盛。

      众所周知,观演戏曲是古代中国最主要的公共娱乐形式之一,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关于晚清上海戏曲娱乐业的发展历程和繁盛情形,学界已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但对于淫戏风行这一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相关研究却十分薄弱。②本文首先描述淫戏在晚清上海之风行情形,其次分别考察地方政府和报章舆论对于淫戏之因应,最后探讨淫戏风行之深层社会原因。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管窥晚晴上海公共娱乐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及其文化向度。③

      一 梨园斯盛,淫戏风行

      上海地区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戏曲活动可上溯至元代,但在19世纪中期以前,上海尚无专门的营业性戏曲演出场所,虽时有戏班在私人宅邸、同乡会馆、同业公所等场所演出,但皆为临时性质,一般民众则只能偶尔观看一些乡土小戏或年节庙会上草台班之演出。④1851年,上海县城内县衙西首(今南市四牌楼附近)的一位顾姓大族家中,上海第一家营业性戏园——“三雅园”开张,上午卖茶,下午演出昆曲小戏。⑤1853年,上海县城爆发小刀会起义,大量居民迁入租界。这一时期,太平天国起义的战火蔓延江浙一带,又导致大批难民涌入上海租界躲避战乱。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租界市面日兴,逐步取代县城(即南市)成为上海社会经济的重心所在,并日渐形成了一个城市公共娱乐区。⑥此后,上海一地的戏园即多开设于租界之内了。

      1867年春,英籍华人罗逸卿在公共租界宝善街之南、靖远街之北(今福州路、广东路一带)开设上海第一家仿京式戏园,取名“满庭芳”,并派人赴天津邀角,置办行头,“沪人初见,趋之若狂”。⑦同年冬,浙江定海巨商刘维忠又于宝善街一带开设“丹桂茶园”,从北京邀角组班南来,并往广州置办华美行头,营业更盛。满庭芳和丹桂茶园开创了近代上海戏曲娱乐业的新纪元,从此“京剧风行,戏园斯盛”⑧。据不完全统计,晚清上海先后开办的营业性戏曲演出场所共计120多家。⑨时人的一首竹枝词,略带夸张地描绘了上海租界戏园林立的景象:“洋场随处足逍遥,漫把情形笔墨描。大小戏园开满路,笙歌夜夜似元宵。”⑩

      戏园渐兴的同时,以男女情爱为主题的“淫戏”日益风靡上海。时人称此类戏所演“皆系目挑手引、花前月下之事”,(11)甚至将“帷房之乐、床第之私,搬演于大庭广众之中”。(12)这些内容无疑与传统礼教中有关男女关系的教条相违悖,故而被正统舆论斥为“淫戏”。晚清上海所谓“淫戏”者,主要包括以下三类。第一类为一些内中情节有违男女大防甚至涉及通奸乱伦的传统京昆剧目,如《翠屏山》、《挑帘裁衣》等。第二类为“花鼓戏”(又名“东乡调”,沪剧的前身),时人称,“无业流民及梨园子弟之失业者,纠土娼数辈,薄施脂粉,装束登场,荡态淫声,不堪听睹,名曰花鼓戏”,(13)多在街头表演,有时亦于一些小戏园中上演。第三种为“髦儿戏”(又作“毛儿戏”、“帽儿戏”、“猫儿戏”),指女戏班所演之戏,出现于同治初年,最初只应堂会,后亦进入戏园表演。自京剧形成以来,演员几乎全为男性,女性登台则被视为伤风败俗,与花鼓戏无异,时人一首词中写道:“异处求工,淫逞妖姬狂逞童。花鼓新腔送,卖眼春心动。咚!丑态帽儿同,干戈虚弄。”(14)

      早在1867年,上海道台应宝时即颁布了一则示禁淫戏的告示,称“近来戏班所演之戏,非特不能劝人为善,且多演唱各种淫戏”,(15)可见当时淫戏之演出已不少见。此后,随着上海戏园业渐兴,淫戏几乎成为各戏园日常演出的必备内容,“戏馆愈多,戏情愈坏”。(16)1872年《申报》上的一篇文章称,“近日上海各戏园中专演淫戏,榜诸门首,帖诸街衢”。(17)大约十年之后,“各戏馆之演淫戏者,仍复日盛一日”,“甚有一夜之间叠点淫戏三五出者”。(18)至19世纪末,淫戏依旧风行不止,以致“各处演戏敬神者,靡不点粗俗淫荡各剧”。(19)这些官方告示或报刊文章大多旨在抨击、禁绝淫戏,其对淫戏风行程度之形容或不免略带夸张,但当与实情相去不远。

      时人的一些私人记述则更生动地描述了淫戏广受欢迎的情景。1872年《申报》上的一首竹枝词写道:“鸿福名优迥出群,眉梢眼角逗红裙。飞舆竞说来山凤,要看今朝唱《上坟》。”(20)其中“山凤”指当时之“山凤茶园”(一作“三凤”),而《上坟》则是官方明令申禁之淫戏剧目《小上坟》。淫戏多以花旦为主角,而戏园中一般观众“见老生登场”,“不免端冕而卧”,“及一观花旦诸剧,则早已色舞眉飞,观至淫狎之处,云情雨态,刻意描摹,则更不觉手舞足蹈,喝彩声疾若春雷”,(21)时人的两句竹枝词对此有十分风趣的形容:“装腔喝采咦呀好,旦角登场啊唷淫。”(22)因此,花旦往往成为戏园营业的支柱,“夫戏班之盛衰视乎脚色之优劣,班中花旦尤重,往往賷千金厚币聘诸燕京”。(23)花鼓戏虽难登大雅之堂,多在街头撂地演出,但也常常引得“騃女痴男观似堵,宵阑不避行多露”。(24)髦儿戏则全由妙龄女子演出,“每当妆束登场,锣鼓初响,莺喉变徵,蝉鬓如冠,扑朔迷离,雌雄莫辨,淋漓酣畅,合座倾倒”。(25)从以上种种时人记述中,我们已不难想见晚清上海梨园兴盛、淫戏风行之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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