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衙门总办章京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文杰,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总理衙门是晚清新设的办理外交、总揽洋务的重要机构,官员分为堂司两层,前者称大臣,后者为章京。总办章京为章京之首,一般从办事干练、才能突出的章京中选拔,在总理衙门日常运作、公文处理、事务决策、人事安排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在总理衙门两年一度的保奖中一般能得优奖,多有借此而外放海关道者,他们能将总理衙门外事经验继续施用于通商各口;也有极少数总办章京,得以升任总理衙门大臣,在该机构继续专办洋务。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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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0)05—0089—11

      论及晚清外交,学界多关注总理衙门(又称总署、译署)大臣、晚清驻外公使的角色。诚然,总理衙门大臣负责与驻京各国公使进行交涉,并处理总理衙门承办的教育、军事、实业等各类洋务事业;公使常驻海外,负责驻在国交涉活动。他们在晚清外交史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对晚清外交而言,仅仅关注他们的活动和作用,却是不够全面的。

      建立在科举考试基础上的清代文官制度,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经科考进入仕途的官员,普遍缺乏专业知识和政务经验。因此,从地方亲民的州县官到中央六部堂官司官,无不依赖一群极具专业技能的书吏办理具体政务。总理衙门大臣从军机大臣、内阁和部院堂官中甄选,他们处理传统的六部事务尚依赖书吏,遑论处理全新的、毫无先例可循的外交事务。因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积累了相应专业知识和政务经验的总理衙门章京来办理各项事务。只有这样,才能使总理衙门办理外事有案可稽,有章可循;才能保证即便在发生“甲申易枢”这样的政坛地震时,总理衙门依然能正常运作。

      由此,我们将目光聚焦到总理衙门章京这一群体的身上:他们是总理衙门办事员,处理着总理衙门绝大部分具体事务,他们在实际政务中不断积攒知识与经验,并将其贡献于日常事务的处理。而总领章京、督率他们履行职守、统摄总理衙门日常庶务的,则是被称为“总办”的四名章京。学界对于总理衙门章京、总办章京缺少专门和深入的研究。蒙思明、刘光华、吴福环等人的研究基本勾画出总理衙门内部的组织结构和人员组成,他们在论著中对总署章京和总办章京也有专章论述。①但是因为受史料开放的限制,他们对章京职守和特点的总结限于制度的简单描述,多大而化之。实际上,章京群体在晚清外交和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远比制度规定来得多样、丰富和复杂。对总理衙门章京和总办章京认识的深入,有赖于史料的扩充、个案的增加。本文试图利用日记、信札、笔记等资料探究总理衙门总办章京在洋务办理和晚清政治中多样、复杂的角色与作用,由此探寻总理衙门章京制度的特点以及该制度对晚清政治的影响。

      一 章京制度与总办章京

      总理衙门制度主要仿照军机处制度建立:官员分为堂官(王、大臣)和司官(章京)两级;从内阁、六部、理藩院官员中甄选,是差而非缺。总理衙门经常与军机处一起被人以“枢译两署”的名目同时提及。但我们若作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重大区别:军机大臣承命撰拟谕旨,参赞机务,相当于皇帝的秘书;但总理衙门主管“外国事务”,类似于六部、理藩院专司一类事务的政务部门,总理衙门大臣相当于对各部事务负总责的部院堂官(尚书、侍郎)。同样,军机章京承写谕旨,管理档案,类似于书记员、保密员;但总理衙门章京则“办理折奏文移”,处理政务文书及各种庶务,相当于部院司官。因此,总理衙门虽仿照军机处建立,但同时也参酌了六部和理藩院的组织特点。

      与各部院郎中、员外郎、主事一样,总理衙门章京也被称为“司员(司官)”。然而两者之间有着质的差异。清朝京中部院衙门堂官之下的司员负责处理部务,但在实际操作中,多数司员并不理事。曾任职户部的李慈铭在介绍该机构日常事务的处理时说:

      部中旧例,每曹以满员一人掌印,汉员一人主稿,皆积资久及科甲出身有力者充之。次则满有帮掌印,汉有帮主稿。户部则更有正稿上行走,帮稿上行走各名目。其余曰散行走。事皆决于掌印、主稿二人。其次者虽名参决,实不得与可否。吏具牍,画诺而已。下此者惟视吏意:令画诺,则署,不敢问何事。②

      这里所谓“掌印”、“主稿”,为六部、理藩院各司(即李所谓“曹”)之长,由实缺郎中、员外郎充任。李慈铭该段日记讲的是掌印、主稿对庶务的决策权,同时也提到了书吏的作用。“具牍”即草拟文牍;“画诺”即签署通过。也就是说,部中文书,由书吏起草,部分实权司员签押;多数司员徒有其名:签署文牍,完全视书吏之意,连文件中所述何事都不敢过问。

      普通司员如此,那么,李慈铭所说的掌印、主稿这些实权司员,在政治运作中又有多大决策权呢?同一时期,李鸿章在给山西巡抚鲍源深的信中透露:

      “年内在京五日,略闻新政规模甚为整肃。深宫端拱,枢廷照旧赞襄,遇事多下部议。阁下久参部务,深悉底蕴,堂司主稿者岂皆明澈条理?操天下政权仍在书吏,非外臣所能力争也。”③

      这几句是讲光绪元年(1875)清朝政治运作的特点。“深宫端拱”,即垂帘听政的两位太后不过问具体事务;“枢廷照旧赞襄,遇事多下部议”,即奏折、政务由军机处襄赞处理,军机处则将京中及各省上递的奏折交相关部院议奏。其下两句讲奏折交部院议奏后的流程:所谓“堂司主稿者”,泛指六部、理藩院堂官和实权司官(即李慈铭所说的“掌印”、“主稿”)。李鸿章的意思是,部院堂官和实权司官对政务的影响力仅停留表面上,他们多半出身科甲,毫无职业知识和技能的训练,无法“明澈条理”,在业务上远不如书吏熟悉,于是,干脆将文书草拟、庶务办理之类事务交给书吏。文书交书吏草拟后,经堂司两级官员签署,再以议复奏折的形式上递,交皇帝批准(在绝大多数时候,对议覆奏折的批复都是“依议”,且光绪帝因年幼未亲政,奏折仍由军机大臣代批),由此形成国家正式决策发下执行。到此时,即便是各封疆大吏,也无法改变结局。故李鸿章称“天下政权仍在书吏,非外臣所能力争也”。书吏操持政务,形成了清代政治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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