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9-0099-09 电报是西方近代重要科技文明成果。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5月24日，美国人莫尔斯(Samuel Finley Breege Morse)用其编订的“莫尔斯电码(Morse Code)”在华盛顿至巴尔的摩(Baltimore)间电报线上发出人类历史上第一份长途电报，标志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信息传播工具正式诞生。嗣后，电报在欧美各国迅速发展起来，并越洋过海，于1870年（同治九年）前后展至中国北、南、东三面邻国或地区。 在西来的滚滚电报洪流冲击下，自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清朝疆臣亦开始试办电报。至1911年（宣统三年），中国共建成电报线路100002.03里，覆盖了除青海以外的所有省区，[1](P73-74)从而建立起规模初具的电报网。对此，学术界虽有一定研究，但很薄弱，甚至于“中国首条自建电报线究竟是哪路”这一关涉中国通信近代化之起始、故而意义非同寻常的大问题，①迄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鉴于此，有必要就该问题及其来龙去脉，尤其是此前中国思想界的分化及趋新与守旧的激烈交锋，作出进一步探讨，澄清一些史实，以期对深入认知晚清社会有所助益。 一、中国首条自建电报线辨正 归纳起来，学术界关于中国首条自建电报线之认定主要有1877年（光绪三年）6月15日李鸿章倡建的海衙线（上海李鸿章行辕至江南制造局）说、②1877年10月丁日昌倡建的台南线（台湾府至安平、台湾府至旗后）说、③1879年李鸿章主持架设的津沽线（天津至大沽）说，④以及1881年李鸿章倡建架成的津沪线（天津至上海）说⑤等四种观点。⑥按常理，海衙线的开通是在1877年6月15日，时间最早，故当为中国首条自建之电报线，据此而言其他各说不确，是合乎逻辑的。然事实并非如此，该线其实并不存在。当事人的言行直接否定了海衙线的存在。1877年6月27日，李鸿章令天津水雷学堂兼习电报的学生，建成总督署行馆至天津机器局间长16里的电报线（津衙线）。[2]（第32册，P70）两日后，李致函江西巡抚刘秉璋：“日来由东局至敝署电线置妥，仅费数百金，通信立刻往复。即用局内学生司之，神奇可诧，各使均相道贺，执事闻之，将又哑然笑，数十百年后，必有奉为开山之祖矣。”[2]（第32册，P68）如果海衙线确实存在，那么李怎么会称稍后建成的津衙线在“数十百年后，必有奉为开山之祖”呢？更为关键的是，持海衙线说者一般皆称1877年6月15日，李鸿章在上海通过该线试拍电报。但据新近出版的《李鸿章全集》知，6月15日这一天李并不在上海，而在天津。是日，李致函署苏州府知府谭钧培称：“弟暂驻津沽，诸形历碌。”[2]（第32册，P45）⑦ 其时媒体的报道亦对质疑海衙线的存在提供了有力佐证。一般来说，报刊对新鲜事物都很关注。然而，笔者遍检此间上海的各重要报刊，未能寻得一点关于海衙线的蛛丝马迹，却发现对津衙线的多次报道。1877年7月10日《申报》载文《电线落成》称：“前报天津制造局通至督辕拟设电线，兹闻西六月二十七日完工，李伯相颇深嘉赏云。”7月18日该报《天津杂闻》又称：“自制造局通至李伯相衙门电线业已告竣，现再拟向天津而通至保定府，大约伯相于每岁中须往来两地，得有电报，则信息较灵也。”此外，《字林报》亦两次提及。[3](P4876)如果海衙线确实建成，那么它实为中国自设电报之滥觞，从而极具新闻价值。对此，当时的报刊特别是该线所在地上海的报刊却不作报道，而屡屡报道稍后建成的、且远在北洋的津衙线，这又是不合常理、匪夷所思的。 综上，说海衙线不存在应已成立。⑧既如此，那么当可认定，中国首条自建的电报线应是1877年6月27日建成的、即比所谓的海衙线稍晚、而比台南线早4个月通报（比其开工早2个月）的津衙线。 二、晚清朝野关于自建电报的认知分化 应该说，李鸿章甚早即有创建电报之意，尽管如此，他正式试设津衙线却在十余年后，此当是晚清朝野关于自建电报的问题，趋新与守旧两种认知长期较量的结果。 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随着电报的日益东延，西人屡向清政府请设电线，遭到清廷内外的一致抵拒。⑨此间，清朝官员不仅坚拒西人在华架建电报，多数亦对中国自建毫无兴致。如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蒋益沣认为，政贵从民所欲，治贵因地制宜，电报等西洋器物，不过技艺之末，无关治道。[4]（卷42,P65）浙江巡抚马新贻强调，富民强国，只能靠发展农桑，“一切求之在己之本务”，电报之类末务，于中国之大计难有裨益。[4]（卷45,P47）署直隶总督官文更是指出，电报铁路不过是为往来迅速起见，只便于贸易，仍是奇技淫巧，因而不为中国所尚。[4]（卷56,P11）显然，这些消极认知其实就是对中国引入电报持反对意见。一些人甚至明确而坚决地反对中国引入电报。在他们看来，中国既有通信体系足够使用，无需这一西洋新事物，否则不仅将造成重款虚糜，从而影响国计民生，且会误导世风，乃至败坏人心。江西巡抚刘坤一认为，火车电报，“以中国之贸迁驿传，固无须此”。[4]（卷41,P44）山东巡抚丁宝桢更是忧心忡忡地指出：“至若铜线铁路等事，此事为害过大，使我之国计民生，日耗日削于冥冥之中，不堪设想。”[4]（卷52,P27-28）醇郡王奕
进而指出，电线等器物“尽可一概不用，无损于国计民生，有裨于人心世道”。[4]（卷64,P5）此外，不少人还担忧“电报兴而驿站废”，必将造成大批役夫失业。而“江淮河汉，遇水不通，经过地方，居民有碍”。可见架建电报实为扰民之举，而民不安生，则统治难保稳定。况且，电报创始，不仅“巨款难筹”，尤为关键的是需“任用洋人”，故“机事不密”，“物材难得，购觅须至外洋”。这又与时下倡行的“权自我操”理念严重悖离。退一步言，即便勉强建成，亦难有作为，因为“文字不通，机器不甚利用”。且后续“支给之资难为继”。[5]（卷89号文，P106）所以，“其信线一种，则运思巧而不适于用。”[4]（卷42,P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