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不久，为回应朝野上下的“变法”呼声，光绪帝颁布“改革谕旨”及胡燏棻、康有为等条陈折片九件，引发各地将军督抚展开了一场关于改革问题的大讨论。安徽巡抚福润就此评论道：“圣天子锐意振兴于上，诸臣恳切敷陈于下，精研时务，共图改弦更张……化弱为强、转危为安之几（机），诚在斯举。”①署理直隶总督王文韶也称：“此诚我中国自强之一大转机也。”②维新派更是欢欣鼓舞，盛赞：“薄海臣民，捧读王言，破去拘索（牵）之见，光大维新之命，化行风被，人人可以昌言新法。”③ 关于此次大讨论，孔祥吉于1988年出版的某书中曾辟一专节论述。④此后，又有佟洵《甲午战后一场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⑤李元鹏《试论甲午战后“因时制宜”谕引发的讨论》、⑥《光绪乙未年地方督抚的自强论争》、⑦《晚清督抚与社会变革——以1895-1898年初督抚的自强活动为中心》⑧等文。对于九件折片的作者及内容、参与复奏的督抚及奏折，学者们各执一词；⑨关于大讨论的性质及影响，亦众说纷纭。⑩笔者近撰《关于引发甲午战后改革大讨论的九件折片》，专就九件折片问题作详细考证。(11)现拟在前文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详细论述，以期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揭示甲午战后清朝统治阶层应对改革的态度、策略及实践，加深对甲午战后政局的认识。 一、“改革谕旨”与九件折片 甲午中日战争使得洋务派30余年的努力宣告破产，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更使举国震惊：“大臣争于上，庶僚争于下，台臣争于内，疆臣争于外，以及防边之将帅，上计之公车，泣血拊膺，合词呼吁。下至农工商贾之流，废业奔号，辍耕太息。”(12)抨击矛头所向，直指中枢。 面对险峻形势和舆论压力，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1895年5月11日），即《马关条约》在烟台互换后第四天，光绪帝颁发朱谕，“饬六部、六（九）卿、翰、詹、科、道至内阁恭阅”，(13)有意将国人的关注点引向兴革与图强： 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 两日后，他又借为新贡士拟复试命题之机，表露“与海内贤能力矢自强、单心图治”之意，鼓励众人“直言无隐”。(14)四月二十八日的朝考，则明确以“变则通通则久论”作为论题。(15)闰五月十三日，光绪帝下诏求贤，命内外臣工保举洋务、西学人才。(16) 户部尚书翁同龢公开赞成改革，“日言变法”。(17)对日和约达成后，他曾草拟《微臣奉职无状上累圣明亟请罢斥以明黜陟折》，自请处分，然未呈。(18)五月二十六日，户部出奏《偿款太巨请饬通盘筹画兴利裁费折》，要求各省将军督抚各抒己见，“如有可兴之利，可裁之费，于国有益，于民无损，勿畏烦难，勿避嫌怨，勿拘成法”。(19)当日奉旨允准。光绪帝还将参议者的范围扩大到大学士、六部九卿暨各直省将军督抚。(20) 甲午战事后期，求“变”思潮已在鼓荡。光绪帝的刻意引导，致使官员士子纷纷上奏言事，其中包括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徐桐、军机章京户部员外郎陈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户部主事聂兴圻、陕西按察使李有棻、委散秩大臣信恪、南书房翰林张百熙、翰林院编修丁立钧、掌浙江道监察御史易俊、翰林院编修阎志廉、翰林院侍讲学士瞿鸿禨、翰林院侍读学士准良、詹事府少詹事阔普通武、吏科掌印给事中余联沅、吏科给事中褚成博、广东进士康有为等。(21)文廷式说：“和议既成，举国争言洋务，请开铁路者有之，请练洋操者有之，请设陆军学堂、水师学堂者亦有之。其兴利之法，则或言银行，或言邮政，或请设商局，或请设商务大臣。”(22)汪康年也说：“京中言变法者甚多，自上上下下几乎佥同。”(23) 在这一背景下，闰五月二十七日（7月19日），光绪帝颁布改革谕旨： 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弥隐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痼习、力行实政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举办。至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查荒田、汰除冗员各节，但能破除情面，实力讲求，必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著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诸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筹画，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晰覆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24) 与该上谕同时缮寄下发给各直省将军督抚的，是“胡燏棻等条陈折片九件”。(25)这道新上谕突破了四月十七日朱谕中限定的“练兵”、“筹饷”两大端，扩展了改革范围，明确了仿行西法的导向（主要是经济、军事和教育方面），反映出光绪帝的所思所想及励精图治的决心。 光绪帝发下的九件折片分别是：（一）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陈炽：《请一意振作变法自强呈》（又称《上清帝万言书》）；(26)（二）五月十一日，康有为：《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而图自强呈》（即《上清帝第三书》，都察院代递）；(27)（三）五月十七日，胡燏棻：《因时变法力图自强条陈善后事宜折》；(28)（四）闰五月初七日，张百熙：《和议虽成应急图自强并陈管见折》；(29)（五）闰五月初七日，信恪：《时事艰难请开办矿务以裕利源而图经久折》；(30)（六）闰五月初九日，易俊：《厘金积弊太深请饬妥定章程折》；(31)（七）闰五月十六日，准良：《富强之策铁路为先敬陈管见折》；(32)（八）闰五月十九日，徐桐：《奏为遵筹偿款兴利裁费补抽洋货加税等八条敬陈管见折》；(33)（九）闰五月十九日，徐桐：《枪炮宜制造一律片》。(34)共计八折一片。(35)其中，陈炽、康有为、胡燏棻、张百熙的上奏带有统筹全局的性质；易俊、准良、信恪着眼于对具体政策的考量；徐桐的奏折是紧扣五月二十六日的筹款上谕而发，其附片是对于军事失利的技术性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