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的西方中国学家中，有几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碰巧都姓“高”。如瑞典的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荷兰的高罗佩[R.H.van Gulik]、美国的高居翰[James Cahill]，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和艺术研究分别做出了杰出的成就。中国的读者，尤其是爱好艺术的读者，对高居翰先生的名字是很熟悉的。他毕生致力于中国绘画史的研究，寄托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先后担任弗利尔美术馆中国部主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系教授(1994年荣休)，和台湾、大陆文物博物馆和美术史界的频繁交往，影响了几代学人。他的主要著作已陆续在大陆和台湾翻译出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绘画史学科的发展。其中，他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关系更为特殊，曾受聘为潘天寿讲座的首任教授。今年是高居翰教授八十三高寿。我母校的师友以编译出版《高居翰文集》来颂寿，体现了学术界的良好惯例。承范景中教授不弃，嘱我撰写这篇导言，通过评介高先生对中国绘画史研究所做的贡献及其影响，来表达对前辈大师的敬意。 若要系统介绍高居翰先生其人其事(参见本书所附高居翰简历与论著目录)①，那将是另一本书的任务。本文主要是提供一个历时与共时的坐标，以考察一代大学者承前启后、开宗立派的学术成就。借助这个坐标，我们可以将悠久的中国绘画史纳入全球视觉文化生态之中重新加以定位。由于20世纪以来中国绘画史研究的跨文化特点，高先生和各国的学者一道，不但挑战并丰富了中国绘画史学的古老传统，而且回应并促成了西方美术史学的新方法，在拓宽艺术史研究的范式方面，呈现给我们一个宏大的学术景观。 这种学术态势，比较世界上第一部艺术史《历代名画记》(847)的作者张彦远和西方“艺术史之父”瓦萨里[Georges Vasari]《艺术家名人传》(1555)的开创性局面，有其时代的特性。 在中国方面，张氏《历代名画记》一直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绘画史家的基本参照。千百年来，由于中国封建王朝所确立的史官文化的至尊地位，该书为其后数十种绘画史学论著奠定了一个超稳定的国学传统。在学术观念上，张氏传统力图把绘画视为儒学经典的等同物，并将绘画史骥尾于中国的正史系统之中。它基本上围绕着绘画的“可资鉴性”展开讨论，以提高绘画的地位。“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这种识见不仅使他在专题通史的叙述上作了一系列的开创，而且强调了绘画的历史维度，贯通绘画作品与画家个人和社会环境的联系，以呈现其特殊的功用。20世纪前期，中国绘画史学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从陈师曾、滕固、黄宾虹、潘天寿、郑午昌、俞剑华、王作均(祜蛮)等，都在探索各自不同的路径，逐步形成“有什么样的中国画”的发现型研究范式。② 在海外，继瓦萨里以来的文艺复兴传统，西方近现代艺术史学发展出了形式分析、图像学、艺术心理分析、符号学、艺术社会史等多种方法。20世纪下半叶，高居翰先生秉承乃师罗樾[Max Lohre]之衣钵，融合西方汉学与艺术史之学统，异军突起。其学术师承，西学可以由罗樾、巴赫霍夫[Ludwig Bachhofer]上溯到形式分析法的鼻祖沃尔夫林[Heinrich W
lfflin]，而汉学则得京都学派岛田修二郎之真传。高居翰的《中国名画集萃》(1960)和后期中国画史著作序列，由于其加盟的伯克利艺术史系在西方艺术史学中独树一帜，带动了中国绘画史学研究繁盛局面的出现。高先生为此确立了高远的目标，就是“让绘画通过画史进入历史”，以提供现代读者走近中国历史的视觉途径。 作为西方的中国绘画史学者，高居翰是在不断变换的语境中展开与张彦远所代表的国学传统的对话的。了解这个“对话”的语境，对我们认识高先生的早年经历，是很有帮助的。高居翰生长于伯克利，他在中学时代就体现出卓越的写作才能。由于二战的需要他学了日文，准备担任战地翻译。后来时局的发展改变了他的职业选择，但日文作为其第二语言，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从日本到台湾，再到中国大陆，日文保证他始终与日中学术界保持直接间接的联系。特别在大陆重新开放前，精通日文，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他对当时中国学(主要是绘画史学)状况的掌握。③欧美、日本和台湾三地的汉学与中国画收藏帮助高居翰建立起特殊的图像“记忆库”。 由于冷战的原因，高居翰直到1970年代才和中国大陆的同行开始直接的交往。在此以前，各国的中国绘画史学研究，基本上也是在发现“有什么样的中国画”的范式上，进行广泛的积累。西方对中国画的认识，虽然在17世纪开始有利马窦[Matteo Ricci]等耶稣会士零星片面的介绍，但真正形成社会影响，还要到1900年以后。大量中国画流散域外，逐渐成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中不可忽视的成分。20世纪头二十年是美国人购藏中国画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其中以工业钜子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的影响最大。弗利尔对中国文化没有专门的修养，但他对中国画的欣赏，却有很敏锐的眼光。与此同时，通过他的国际顾问们所提供的参考意见，来扩展画史方面的知识。④弗利尔将其遗产作为国家博物馆藏品的决定，在美国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应：公众的兴趣、媒体的传播、市场的制约，诸如此类，自然形成了不同的课题要求。那里的艺术史家开始逐个著录公私藏画，积点成线、积线成面，由古及近，各个时段的画史渐次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