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山居图》是元代四大家之一黄公望晚年成熟巨作,笔法墨韵精炼、构图繁简适中,是一件看似一气呵成的水墨长卷。以黄氏晚年的绘画经验与功力而言,少则五日,长则十日,不出一月,必可画完此卷。 然而根据黄氏在画卷上的自题,该图创作绘制的时间,在题跋之前,已经超过三年,在题跋之后,作者也没有顺势画完的意思,反而表达了“长期抗战”的决心。从目前的资料看来,此画前后创作的时日,至少长达四年以上,有人甚至认为超过七年,小小一卷纯水墨的手卷,居然要耗费老画师如此长的时间,实在令人费解。 在此图之前,除了大幅壁画之外,没有任何一张或一卷画的创作时间,需要如此之长。无论再大再长的作品,只要图稿完成,就一定可以按部就班的制作下去,一年半载,必可完成。清代康乾时代的各种御制图卷,都比《富春山居图》长得多复杂得多,其制作的时间,最长也不过三四年而已。《富春山居图》可谓中国艺术史上创作时间最长的一件作品。 黄氏之所以需要如此长的创作时间,来完成该画,问题不在于“外在”创作环境与绘画技术,而在于“内在”美学目标及思考模式的发展与转变。为了解读该画所传达出来的划时代的艺术意义,我们必须将该图放在艺术史承先启后的脉络中,观察其思考模式与绘画语言之间如何互动,找出二者之间的文法关系,从而确认该画的美学观念主旨与文化艺术特色。 我们知道,记录并传达一个文化系统的工具有许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图像记号系统与文字记号系统,也就是“图/书”系统。“图/书”系统在形成过程中,塑造了运用此一系统的“思考模式”,而“思考模式”的成长与发展,也塑造了“图/书”系统的特质与成长方向,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关系是不断相互辩证的。 根据现有的资料看来,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卷》,表面上属于图像记号系统的范畴,但其绘画语言的运作,却与文字记号系统的运作,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关系,值得我们进一步地深入探讨。
黄公望用印 一 中国文字记号系统的语法与思考模式 自马建中《马氏文通》(1898年)、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1968年)出版之后,经过近百年的探索,中国语言学家渐渐一致认为,中国语文的文法结构应以“主题/评论式”为主。我将之修正为“主题/修补评论式”,以突显“补充/修订”式的“思考模式”,在中国文化基因中的重要地位。 例如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创世神话”——“女娲补天”,就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世界发生与存在的基本认识与态度,那就是没有绝对的开始与结束,没有绝对的完美,一切都需要靠神力或人力加以补充修订。“补”的观念,在中国文化的衣食住行之中处处可见,补注、补续、补成更是中国艺文学术的重要传统之一,不可小觑。 中国文字,以“六书”:“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为主,以“部首、偏旁”为修补,或以“部首、偏旁”为主,以“六书”为修补。二者相辅相成,配合发展。 中国文法,以“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的思考模式为主,发展出复杂的对位、对称、对等、对比等语文组织样式,例如成对的辞组,形成四言、六言、八言、十言、十二言等语文结构模式。不过,在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中,不时有一“第三中介”参加修补调和。此一“第三中介”,反映在语言发音上,就是在“四声”——“平、上、去、入”的二元对照之外,加上一“轻声”作为缓冲或修补,形成所谓的“五音”,可与音乐中的“五音”相对照;亦可与绘画中的“五色”或“墨分五色”对照。 在中国文字的发展过程中,“形声字”渐渐成了口语中“决定意义”的重要因素。“妈、吗、马、骂”,发音不准,字义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过,所有的“发音文字”,都要有“书写文字”为修补,意义才能完整确定;而“声部”也要有“偏旁或部首”为修补,“书写意义”方能完整。反之,“书写文字”在“外型”产生雷同时(例如“多音字”:觉、校、给、看……),也需要“发音变化”的修补,意义才能完整确定。 “第三中介”反映在语言思考模式上,则在两极对立之间,主张“中庸”、“中道”,以为调节修补。反映在文章语句词汇上,则是二加一的“三字结构”,例如姓名,及散文中的各种三字词。反映在诗词上,则为三加二或二加三的“五言”,三加四或四加三的“七言”。 “五七言”的综合变化运用,以“历史、评论、文章”的“散文”的形式出现,不重押韵,内容多以“叙事纪录”为主。 “五七言”的押韵变化运用,以“诗、词、曲”的“韵文”形式出现,内容多以“抒情感兴”为主。 “五七言”的“散”与“韵”,交互运用,是为“辞赋”,可以记事,也可以抒情,叙事言志,兼而有之。 奇数的“五七言”,配合偶数句法的“绝句律诗”,成为中文诗词文章结构的基本样式之一。其中最流行的,是四句一组的“五七言绝句”,八句一组的“五七言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