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视野

——中国当代抽象艺术需要建构自身的批评话语

作 者:

作者简介:
何桂彦,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

原文出处:
文艺研究

内容提要:

意大利批评家奥利瓦不仅充分肯定了中国当代抽象艺术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将其纳入西方现代主义的参照系下,认为中国的抽象艺术开创了一种新的观念表述方式,并形成以“健康的消极乌托邦”为取向的文化诉求。但是,本文认为,如果无视中国当代抽象艺术产生时所依存的本土文化情境,那么,就注定其不会凸显完整的艺术与文化价值,其意义也只能是与西方抽象艺术形成差异,在一种既定的二元对立的逻辑下,成为西方的“他者”。因此,中国当代抽象艺术要真正进入到全球化的语境中,最为重要的任务是建构一套有别于西方的批评话语和自身的艺术史体系。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11 年 05 期

关 键 词:

字号:

      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史上,1993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有两个展览曾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是由香港汉雅轩画廊主办的“后89中国新艺术展”,另一个是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个展览不仅标志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开始置身于全球化的语境,而且意味着中国的当代艺术除了需要遵从本土的文化逻辑与艺术史的上下文关系外,还面临着被西方艺术界“误读”和纳入后殖民范畴的危险。而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的首席策展人正是阿基莱·伯尼托·奥利瓦①,他既将中国的前卫艺术带到了威尼斯,还成为了“政治波普”和“泼皮现实主义”后来在欧美走红的重要推手。

      2009年5月,奥利瓦再一次来到北京。和十六年前对那些充满意识形态话语和文化消费气息的波普绘画抱以浓厚的兴趣形成了强烈反差,奥利瓦此行的目的是考察中国的抽象艺术。在北京的两周时间里,奥利瓦造访了数十位艺术家的工作室,通过与艺术家的交流,他对中国当代抽象艺术家的创作状态,以及整个艺术生态有了初步了解。尽管考察的时间十分短暂,但奥利瓦对中国当代抽象艺术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期待,一个以抽象艺术为专题的展览计划很快提上了日程。而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伟大的天上抽象展”②正是奥利瓦北京之行的见证。但是,由于中国当代抽象艺术与“政治波普”、“泼皮现实主义”有着相异的发展轨迹和不同的阐述语境,我们不禁会问,奥利瓦这次还能成功吗?还能延续1993年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创造的中国神话吗?

      和十六年前对“政治波普”和“泼皮现实主义”的赞美有异曲同工之妙,奥利瓦对中国当代抽象艺术同样给予了很高评价:

      中国画家之中存在着对艺术的道德理性的信心。这一理性能够创立对应自己时代的语言形式。差异在于,20世纪末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创作的艺术家使用了不同的乌托邦概念。这里占优势的是积极乌托邦观念,这一观念存在于20世纪所有历史前卫中。这是一种关于艺术和其语言的权力的观念,一种在世界混乱之上建立秩序的想法,一种有创造性的理性的西方乐观主义,认为能够影响改造世界和社会态度的过程。

      当前的中国艺术家之中涌现出健康的消极乌托邦观念,认为艺术不可能在自己的范围之外建立秩序。无论如何制作的伦理相对于创造的政治占了优势。这一伦理在各种情况下都在分辨出一个对艺术的观念和制作方式的聚焦过程。③

      在奥利瓦眼中,中国当代抽象艺术还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艺术家非常重视作品的创作观念,另一个是将观念的显现与形式的表达有效地予以结合。他认为:

      中国艺术家的抽象绘画的当下性在于他们作品的强烈的声音。这些作品找到了观念过程和形式结果之间的平衡。总的来说,强调对物件的非物质化的美国极少主义和观念艺术在构思观念和制作上给予了前者以特权。相反中国画家们则总是在观念过程和观念的载体两个方向上创作。

      毫无疑问,观念过程的价值作为中国画家们构思作品的特殊的发音动作,在他们的语言战略中具有决定性的分量,他们安排好一个开始的形式,然后一步步通过避免重复的许多格式变调的瞬间使起点的形式增殖。

      格式成为了融合形式可能性的结构因素,因此形式总是基于一种复杂性。这种复杂性面向无限,潜在地增殖着几何学的惊奇。从常规上说来几何像是纯粹的显现和不动的展示的领域,一种机械理性和纯功用的地方。在这一意义上似乎给予前提以特权,这一前提作为结果变成演绎和单纯逻辑过程的无可避免的出口。④

      如果说西方抽象艺术秉承的是一种“历史前卫”的精神,即奥利瓦所说的“积极乌托邦”,那么,中国当代抽象是以“健康的消极乌托邦”为指归的;如果说西方抽象的观念表达基于“物件的非物质化”,那么,中国抽象艺术的观念则由“观念的过程”和“观念的载体”体现出来。

      奥利瓦所秉承的西方现代艺术的评价标准在上述两段文字中已暴露无遗,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当代抽象艺术的价值正在于能与西方的抽象艺术形成反差,而且,这种反差几乎是在二元对立的叙事中生效的。虽然奥利瓦提到了“积极乌托邦”和“健康的消极乌托邦”,但并没有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出发对中西抽象艺术的特点展开深入讨论,相反,他更强调中西抽象艺术在“观念”上所形成的差异。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奥利瓦要放弃文化语境的分析,他如此注重“观念”的价值,其真正的学术意图又是什么?

      在笔者看来,奥利瓦强调“观念”至少基于两个目的:一是引入“观念”,不仅在学理上能使中国的当代抽象绘画与现代主义或学院意义上的抽象,即通过对现实表象世界的描绘,进而创造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的创作方法拉开距离,而且能为他所说的“当下性”赋予一定的文化内涵;二是对“观念”的倚重意在说明中国当代抽象绘画的发展是开放的、多元的,因为它们能有效地接纳西方观念艺术的成果。

      不过,当奥利瓦从“观念”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当代抽象绘画并赋予其价值时,这也注定了他需要将这个“观念”与西方的观念艺术进行区分,否则当代抽象绘画中的观念表达就会被人诟病,会被认为缺乏原创性,仅仅是步西方观念艺术的后尘。在奥利瓦看来,西方极少主义、观念艺术与中国抽象艺术中的“观念”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强调“非物质”性,后者则强调“观念的过程”与“观念的载体”。也就是说,尽管都追求观念,但中国抽象艺术的观念诉求必然会由“观念的过程”与“观念的载体”来承载。在这里,“观念的过程”既包括艺术家的创作行为,也包括创作中需要的时间,即将过程衍化成意义,将时间转化成价值。但是,这些过程最终仍需要与“观念的载体”结合起来才能凸显作品的意义,而所谓的“观念的载体”,也就是作品最后呈现出来的形式。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