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艺术的价值呈现：边缘性、小众化与方法论

      即使从“八五美术新潮”时期算起，行为艺术在中国也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正式浮出水面并登堂入室在展览中出现、规模较大的行为艺术展示，当属一九八九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肖鲁的惊天一枪成了“新潮艺术的谢幕礼”(栗宪庭语)①，但也开启了反主流艺术和反常规美学之风。虽说当时行为艺术本身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作品的粗劣不堪和观念的浅陋也有目共睹，但由于种种原因，受到起点如此之高的外界关注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经过多年的努力，行为艺术的学术意义在学术圈内逐渐得到一定的认可。作为观念艺术的一部分，行为艺术以它特有的“身体诗学”在某一阶段甚至获得了前卫艺术或先锋艺术的称号。毋庸讳言，大量的行为艺术作品也优劣有别，良莠不齐。比裸、比狠、比生猛、比激烈，甚至比血腥，也一度成为一些行为艺术家急功近利的利器。频频突破人性底线的部分行为艺术作品在外界被诟病，一定程度上也对行为艺术整体形象形成了负面影响。

      在目前的宏观艺术生态中，行为艺术一直以其边缘性特点游离于主流艺术圈之外。边缘性艺术往往以其特有的艺术原发点和异质性，给常规艺术注入一些新鲜血液，可以改善艺术生态，增加艺术的原动力。行为艺术常常以人的现场参与和展示的方式显示艺术的单纯性和行为的反讽价值。这种反主流艺术因其表达的异端性往往不被具备主流话语权的艺术圈所认可，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行为艺术往往被视为“牛鬼蛇神”，一直在地下和民间状态中自生自灭。在官方话语的范围内，行为艺术一度作为反面教材出现，即便在大众传媒中，也往往由于世人的不理解屡屡被妖魔化。如二○○一年在南京举办的“人·动物：唯美与暧昧”行为艺术展上，艺术家钻牛肚、卧冰等一些作品就因为普通观众难以理解，被媒体以反面事件报道，引起了一些社会反响和热烈讨论②。由于很多行为艺术充满血腥和过于简单化，导致了在二○○一年由官方文化部专门发文禁止“血腥暴力”的行为艺术，将它界定为不良艺术。还要求文艺工作者加强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学习，给艺术自由套上官方意识形态的笼头。不过，在阿多诺和马尔库塞这些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看来，艺术的价值就在于它与社会规范及体制保持不妥协的批判距离。事实上，这种违反艺术规律的官方行为也没能给行为艺术造成很大的影响，反而促使很多艺术家用更加智慧的手法进行创作。

      

      幸鑫 我陪冰的一夜 行为 2010

      行为艺术的呈现方式，体现出瞬时性、现场感和不可逆性。它并非是可以长久固定的艺术形态，而是动态的身体美学的展示。它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对大众影响的方式也明显区别于其他艺术形态。行为艺术一般是以个体自发或者少数几个人联合做作品，多数属于散兵游勇状态，这与行为艺术作品特有的展现形式有关。

      二○○○年以来，一些有识之士以“行为艺术节”的形式相继组织了相关活动③，这些活动大多以城市为依托，如成都、西安、重庆、北京、昆明、长沙等地。除了北京，其它城市均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并不太发达，但是，略显边缘性的城市反而给行为艺术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大环境。在这些地域活动中甚至还出现了国际性的行为艺术交流活动，如跨地域的“OPEN国际行为艺术节”中日本艺术家的积极参与，近些年不少艺术活动中还出现了韩国、德国、越南、法国、美国、缅甸等域外艺术家的身影。不同地域也因其策划者的观念和参与艺术家圈子的不一样，形成了与其城市性格相关联的行为艺术节，如已持续了四年的西安“谷雨”行为艺术节和完成了两届的长沙“现场”艺术节。应该说，随着社会开放度的扩大，实际上行为艺术在中国早已从曾经的地下艺术逐步走到地上，初步具备了“合法化”的身份。虽然真正的合法化其实并非官方的承认和大众的认可，而是行为艺术的学科性成立和价值立场的独立呈现。这种初步的“合法化”现阶段只是非妖魔化的一种努力结果。在一些文化氛围好的城市，媒体会有限度地报道行为艺术，普通市民也能知晓一二。一些城市相继举办的行为艺术节也可公开举行，并通过大众传媒得到传播。甚至在官方机制下的中国当代艺术院，也吸纳了如汪建伟、邱志杰、蔡国强这些游走于观念与行为之间的艺术家。在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开设实验艺术的美术院校里，其实验课程也部分吸收了当代行为艺术的成果，并在教学中得以实施，不少学生也以影像的方式来记录呈现行为艺术作品。一些行为艺术家甚至登上了一些高等艺术院校的讲台举办讲座④。所有这些不能不说行为艺术的外部大环境比之以前已大为改善，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思考艺术内部的问题，即学术如何深化。

      

      2010长沙“现场”艺术节陈进作品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