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鲁迅和艺术的关系，我想大约说几点：其一，是鲁迅的偏爱和品位。其二，是在鲁迅的时代所能看到的艺术、所能发生的艺术中，鲁迅做出的选择。第三，鲁迅和民国时代的艺术家如何相处。 以我们所能知道的资料，除了在江南水师学堂和日本仙台医学院那点可怜的学历，又听过一阵子章太炎的讲席，此外，鲁迅没有上过一天艺术学院，没有一个美术老师。在他的时代，具有现代性的中国艺术学院尚在初级阶段，鲁迅和当时主流艺术圈，几乎不来往。可是在我能够读到的民国文艺言论中，鲁迅是一位最懂绘画、最有洞察力、最有说服力的议论家，是一位真正前卫的实践者，同时，是精于选择的赏鉴家。鲁迅公开的文学生涯，不到二十年，寿命不及六十岁，他顶多分出十分之一的精力与时间，赏析艺术，结交艺术家，可是经他染指的美术文论与绘画实践，却比民国时期最著名的美术海龟派，更有影响，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鲁迅培植的左翼木刻，不但依旧生猛、强烈、好看、耐看，而且毫不过时 1998年，纽约古根海姆现代美术馆举办西方世界第一次中国美术大展，其中1900年到1980年的专题展，集中了民国与共和国几代人具有代表性的国画、油画、版画和书籍装帧。民初那代人的新国画，既过时，也比不得古人；徐悲鸿、林风眠的早期油画，虽然令人尊敬，但也过时了，而且在纽约的语境中，显得简单、脆弱，而且幼稚。使我吃惊的是，由鲁迅一手培植的左翼木刻，包括鲁迅自己设计的几件书籍装帧，不但依旧生猛、强烈、好看、耐看，而且毫不过时，比我记得的印象，更优秀——纵向比较，左翼木刻相对明清时代的旧版画，是全新的，超前的，自我完满的；横向比较，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英国、苏俄，以及东欧的表现主义，完全是对应的，除了技术略显粗糙，论创作的动机、状态，甚至品相，与欧洲同期的同类作品，几乎同一水准。在那项展览中，二十世纪的中国油画顶多只有文献价值，惟左翼木刻和几份书籍装帧，刚健清新，品相端正，可以拿得出去，放在世界上，有神气，不丢脸，是一份可观的交代。 大家知道，这些左翼木刻最初的鼓吹者、最终的判断者，就是鲁迅。没有鲁迅，这份成就是不能想象的。鲁迅死后，年轻木刻家在延安继续创作了不少活泼的作品，但渐渐成为政治宣传，1949年后，全部教条化，再之后，和鲁迅所有学生一样，或者挨整，或者凋谢，他们短暂的黄金时代，就是和鲁迅一起玩耍的五六年。 鲁迅从小喜欢绘画。他看待绘画的眼光非常开阔、锐利，又非常贴己、克制，始终在自己偏爱的、可把握的尺度内，选择并议论绘画。从幼年的《山海经》木版画刻本，中年晚岁的编印《北平笺谱》，以及对西欧苏俄前卫版画的迷恋，鲁迅终生偏爱版画，尤其木刻。木刻的易于复制、传播，木刻的所谓大众性与革命性，被左翼史论，也被鲁迅自己，十二分渲染了，但鲁迅的天性，鲁迅的文学笔调，这种笔调的黑白质地，从来是木刻性的，出于他天然的禀赋：简约，精炼，短小，在平面范围内追求纵深感。热衷于版画，是鲁迅文学趣味自然而然的延伸与游戏。日本，又是版画的国度，鲁迅的绘画品味，日本，或许是可以追寻参照的另一个资源。 2 鲁迅比留学归来的徐悲鸿、刘海粟一辈，更了解西方艺术正在发生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 我有兴趣但比较茫然的点，是鲁迅对西洋主流艺术的态度，还有，是他如何往来于新艺术观念和旧文人的趣味之间。 民国初年，西洋文艺比较规模宏大、技术繁复的艺术，譬如长篇小说、交响乐、油画，陆续介绍进来。在鲁迅成名的近二十年间，留学英美欧洲大陆的胡适、徐志摩、林风眠、刘海粟等等接受西洋文艺熏染的新派人士，学成归国，陆续发生影响。鲁迅，一个败落的旧家子弟，一个清末乡镇文人，一个留日学生，一个多半从日译本了解欧美的知识分子，一个几乎终身穿长袍的江南人，一个写出中国第一册现代短篇小说集的文学家，很自然地，会对这批意气风发，西装领结，会说英语、法语、德语的欧美派，作出自己的回应与判断。 以鲁迅的老成与自负，以他的文学盛名和文艺视野，他没有盲目折服于早期欧美派的洋腔，且程度不同地看轻他们，怀疑他们。他曾轻微嘲笑徐悲鸿，对青年林风眠个展的邀请，默然回避。如他一贯地藐视权威，他乐意和贫穷无名的左翼小家伙玩耍，却疏远那些在当时即负专业声誉的新派艺术家。鲁迅独具只眼，他所属意的小青年，如陶元庆、司徒乔、罗清帧、李雾城、陈烟桥等等……日后都被证明是民国年间无可替代的杰出者，不逊于当时的名家。总之，抱持世界主义观念的鲁迅，在情感上是个民族主义者，他从不迷信从西洋回来的人，而乐意看重本土的无名艺术家。 在知识的层面，鲁迅却不为意气所左右。早在日本时期，鲁迅或许即读到当时可能读到的西洋文艺史，在他早年的文言史论中，具备异常广阔的世界性眼界，并给出准确的见解，形之于美文，是迄今难以超越的一流文艺启蒙。二三十年代，直到去世，鲁迅每年购藏当时版本昂贵的西洋画册，其间，编译了《近代美术史潮论》。鲁迅做学问，向来谨严，晚年他应左翼的挑衅，认真研读唯物史，同样，鉴于上世纪初在西方展开的前卫艺术，自立体派、野兽派到超现实主义，均为他所瞩目。在三十年代，鲁迅的视野与当时欧洲的实验艺术，几乎是同步的，论讯息与理知的制高点，在绘画上，他比留学归来的徐悲鸿、刘海粟一辈，更了解西方艺术正在发生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在他后期的杂文中，但凡说及西方的当代艺术，他于法国德国的新绘画，居然不隔，而每有引述，都是平视的、客观的、抱持优美的、有所不知的业余姿态，既不褒扬，也未轻率贬斥：他所嘲笑的，都是本土文艺人的浅薄之谈。 而在这等宽广的视野中，鲁迅从不滥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发表喧哗艺坛的宏论。从介绍西洋绘画的开初，他就懂得在庞大的西洋美术全景观之中，选择个案。譬如德国的珂勒惠支，譬如波兰的梅菲尔德，譬如英国的比亚兹莱。他像真正精通艺术的老派文人那样，从来只谈艺术家，只谈个案。考察鲁迅瞩目的绘画个案，同时构成鲁迅自己这一个案：在文学与思想方面，历来总是强调、夸张鲁迅战斗的一面、决裂的一面、政治正确的一面，忽略他文学中闲适的一面、游戏的一面、颓废的一面。他所选择的绘画个案，正好印证鲁迅的阳性与阴性，印证鲁迅性格中丰富的基调：珂勒惠支是深沉的、悲剧的、浓黑色的、自觉归属无产阶级的；梅菲尔德是热烈的、神经质的、敏感于阴郁的力度，倾向自我毁灭；而比亚兹莱是情色的、戏谑的、没落的、颓废的，属于一战前后的欧洲资产阶级文明……在鲁迅偏爱的中国艺术中，秦汉的石像、瓦当、铜镜、拓片，质朴高古、凝练而大气，是鲁迅趣味的一面；他与郑振铎反复甄选重金刊印的《北平笺谱》，精雅而矫饰，格局之小，气息之弱，私淑气之重，无以复加，是明末清末文玩工艺趋于烂熟的产物，又可见鲁迅私人趣味的另一面。而在鲁迅所扶持的青年木刻家群，鲁迅从未主张一律，竭力怂恿各种题旨与风格，日后被称为革命战士的左翼木刻家，其实有许多可喜的作品被埋没遗忘了，同时被遮蔽、被抹杀的，是鲁迅无比细腻、往来无碍的品味与教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