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所谓的“日本桥”，美学作为一门西方学科被译介到中国本土之后，美学与艺术之间亦关联紧密，我们试图从“生活美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当代中国艺术史，所谓“生活美学”是我近年来的美学构想，②它正好契合于亚洲艺术学会(the Asian Society of Art)本次年会的“日常生活的艺术”这个主题。 亚洲艺术学会会长神林恒道先生就曾精到地分析过各种“美学”话语与“艺术”话语在东亚文化圈当中形成的过程。③中日学界都曾公认的说法认为，中江肇民所翻译的《维氏美学》是东亚使用“美学”一词的最早记录，④但“美学”一词可能并非东亚人所创造，反而是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德国人首创出来的，德国来华的著名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75年所著《教化议》一书中认为，“救时之用者，在于六端，一、经学，二、文字，三、格物，四、历算，五、地舆，六、丹青音乐”，他特别在“丹青音乐”四字后以括弧作注写道“二者皆美学，故相属”。⑤这里的“丹青”在当时并不只是传统绘画的中国代称，而更应指狭义的“美术”(以绘画为主的视觉艺术)，花之安确定美术与音乐均为现代教化的重要途径，又都关系到对大众生活的文化救赎。 如此看来，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的”美学的历史进程当中(该过程与神林恒道先生所说的——从日本的“美学”到“日本”的美学——是极为近似的)，不仅艺术与美学之间具有本然的关联，而且，艺术与美学都要对“生活的教化”起到重要的功用。延续了这种历史的传统，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当代中国艺术与“生活美学”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更为独特的关联。在本次演讲中，我们一方面“历时性”地梳理这种美学与艺术之间所形成的历史关联，另一方面则试图“共时性”地解析生活美学与当代艺术之间相互联接的理论模式，但无论是历史的梳理还是理论的考量，其中的关键词都是“生活”。 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生活与“美”(从与“味”相通的感受到视听的纯化美感)、“艺”(从广义的“六艺”到审美化的纯艺术)之间本然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关联，实际上，中国古典美学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儒家生活美学”与“道家生活美学”既“同体互补”又“同体相生”形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底色，并与后兴的“禅宗生活美学”共同构成中国美学的“三原色”，⑥这三种美学原则都融化进古典中国艺术当中。无论是儒家的“情深而文明”的入世取向，道家的“循天而返真”的逍遥取向，还是禅宗的“明心而见性”的禅悦取向，都为华夏古典的艺术形态提供了独特的“生活美学”支撑架构。“生活美学”这种中国本土的独特思想，就像儒家思想本身那样，作为一种“未断裂的生活传统”，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乃至于新旧世纪交替的时代。这意味着，当代中国的文化与艺术，都仍然置身于“生活美学”传统之中而从未脱离于生活，所以从“生活美学”出发来重看中国艺术史是具有合法性的。 一、“政治生活美学”与“现实主义” 当代中国艺术的起点，基本可以定位在1978年，这是因为，这一年“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刚刚结束两载，中国社会开始了纠正“极左”倾错误的拨乱反正。这种社会的变局，为当代中国艺术的出场打开了政治局面并廓清了自由文化空间。然而，必须指出，在这种历史语境当中所生成的中国艺术，由于从20世纪50年代始中国便对西方世界闭关锁国，使得此时的当代中国艺术难以接受艺术的“现代性”要素，同时也难以延续从上世纪中叶就已被迫中断的“现代主义”艺术探索，从而整体地处于“前现代”的历史语境当中。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初期，中国艺术曾经皆为现实主义，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特别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晚期，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惟我独尊的现实主义曾被推上了顶峰。由于“文化大革命”独特的文化塑造力，使得当时的中国艺术只能以领袖形象和参加革命运动的工、农、兵的形象为主要题材，这些形象被夸张到“高、大、全”的地步，并一定置于“红、光、亮”的背景当中，而且这些历史肖像是“介于肖像画与历史画”之间的独特类型，⑦ 因为其中的人物必须“处在历史事件与他的活动”当中才能获得革命的现实合法意义。与这些“正面人物”相对峙的“反面人物”则只能作为前者的反衬而存在，就连中国传统的水墨山水画也是要表现革命者“人定胜天”的革命热情和能力，这也是对于传统绘画的一种创造性的转变。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句口头禅，几乎成为了符合唯物主义的唯一艺术信条。这个信条来自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一方面强调了源于生活的艺术并不是生活的“翻版和备份”，而是“生活与艺术的完美融合”，另一方面认定艺术作品较之“普通的生活”“更具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如今观之，这也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艺术观，它既直接采纳了俄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论，又间接具有本土“生活化”美学的底蕴，可以被视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活美学”。按照这种美学原则来指导艺术，就必定要求：艺术工作的目的就是要“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一个艺术家应该随时随刻都生活在战斗之中，随时随刻都在进行生活的观察和体验”，而对艺术家的首要的要求就是“在创作生活上具有社会主义精神。”⑧ 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在世界美学史上难以跻身前列的美学家)的“美是生活”的理论，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就在中国学界与艺术圈开始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了为中国艺术理论与实践领域所普遍接受的公认理论。他的核心美学主张——“美是生活”——经过当时中国文艺界领导人物周扬的妙笔转译，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段之内被奉为圭臬：“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⑨“美是生活”这个在中国曾被广为接受的主流理论，它的前半句有着两个著名的递进命题：“美是生活”并且是“应当如此的生活”，它的后半句则是从创造与接受的角度分别给出的美要“显示生活”并使人“想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