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大德、延祐年间开始的对晋人书法风貌的模仿与推崇是在对南宋末书风的批评基础之上确立的，赵孟頫凭借书坛领袖地位对当时书风的确立和定型无疑具有先导之功。这其中，理学作为元代艺术形成和发展的文化背景，一直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它是赵孟頫及以他为首的元代复古书风的精神底蕴。 元朝由崛起于漠北的蒙古游牧民族所建立，统治者为适应中原地区高度文明的封建社会，建立长期有效的统治，不得不采取汉法，接受以儒学为主的汉族思想文化。成熟于宋代的理学作为新儒学，自赵复首传于北方后，儒士大夫姚枢、刘因、许衡、窦默、郝经等皆得闻以广其传，再经由他们的递相传授，理学在社会上迅速传播开来。从此，理学的地位日渐上升，上至公卿大夫，下至乡邑文士，无不以讲读、精研理学为尚。延祐二年(1315)，朝廷开科取士，理学最终定为国是，列为官学，成为元代的一种统治思想，其政治与社会影响超过了宋代，波及明清。 赵孟頫生长于宋末，二十六岁以后进入元朝，他所生活的从至元到“海内翕然”盛世的大德、延祐年间，正是元代理学大流行之际。尽管作为封建时代的士人，从牙牙学语即读经史，思想上接受儒学传统教育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赵孟頫不一般，在他的学术、艺术成长历程中，理学在其身上打下的烙印尤为鲜明：年轻时拜福建名儒敖继公为师，接受理学洗礼，质问疑义，经明行修，打下结实的理学基础。我们从其此时所著的《尚书集注》一书，可以看出他对理学的热爱与精研。又常和当地儒林逸士相往还，与钱选等被称为“吴兴八俊”。“吴兴八俊”虽以诗、书、画鸣世，但理学见长者不乏其人，如钱选著有《论语说》、《春秋馀论》、《易说考》等书稿，尽管后来因决意归隐全被他自己烧去，但其深厚的理学修养可见一斑。又如牟应龙出身理学世家，学承南宋后期理学家魏了翁，“一门父子，自为师友，讨论经学，以义理相切磨。于诸经皆有成说，惟《五经音考》盛行于世。”(《元史·列传第七十七·儒学二》)赵、牟彼此旨趣相投，不在话下。至元二十一年(1284)，赵孟頫和著名学者戴表元相识在钱塘江畔，“莫逆而相与为友”。戴表元家乡浙东自来陆学独盛，其于陆氏心学，有地方学术与家学之渊源。后从方回学朱熹之学，方回自视为理学家，学问议论，一尊朱子，崇正辟邪，不遗余力。期间还受教于宋元之际著名理学家欧阳守道。戴表元兼综各家而服膺朱熹，这对莫逆之交的赵孟頫应该影响匪浅。至元二十三年(1286)，赵孟頫又与同时应诏出仕的元代三大理学家之一的吴澄相友善，有条件再次接受理学辐射。其他与赵孟頫私交深厚的名士如周密、牟巘、方回、袁桷，以及深受其影响的元中期文学、书法大家虞集、杨载、揭傒斯等都是理学名家，持身严正，修养深厚，非常人所能及。理学文化浸润了一个时代也浸润了赵孟頫，由此出发，赵孟頫掀起了书法复古的巨大风潮，成为有元一代书法的最典型的特征，影响极为深远。 元代前期的书法家情况比较复杂，有由辽入元者，如耶律楚材等；有由金入元者，如刘秉忠、郝经、鲜于枢等；有由宋入元者，如赵孟頫、邓文原等。他们皆自小接受理学教育，并与当时理学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或自身就是理学家(如刘秉忠、郝经等)。而著名的元代三大理学家刘因、许衡、吴澄等在书法创作及理论上也都颇有成就。书法家成分的复杂化带来了创作上的多样性。犹如此时南北理学有所冲突、交融一样，这个时期的书法创作也是处于南北书风交错、冲突、融合的时期，书坛上呈现出多样化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此时既有以元初三大书法家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为首的江南书法重二王的审美追求，也有北方以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为首的辽、金书坛学习颜、苏、米的遗风，同时南宋末期放纵恣肆书风的亚流虽已走上末路但在士林中仍有不少市场。正如虞集所说： 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谷出遂风靡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诸公方知古法，而长睿所书不逮所言，绍彭最佳而世遂不传。米氏父子书最盛行，举世学其奇怪，不惟江南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书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千湖之险，至于即之之恶谬极矣。① 在赵孟頫等扭转金及南宋末季书法流风之前，这种现象尤为普遍。赵孟頫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秋即其仕元的第三年，他给杭州朋友王子庆(芝)的一封信中写到： 自度(渡)南后，士大夫悉能书，纵复不至神妙，去今人何啻万万。盖少小握笔，便得曲肖神情。今人童幼学书，为师者悉皆恶书之人，以及省事，稍欲学古，俗气以渐入，恶体不可复洗，岂不可叹也哉。若今子弟辈，自小便习二王楷法，如《黄庭》、《画赞》、《洛神》、《保母》等帖，不令一豪俗态先入为主，如是而书不佳，吾未之信也。近世又随俗皆好学颜书，颜书是书家大变，童子习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种拥(臃)肿多肉之疾，无药可差，是皆慕名而不求实。尚使书学二王，忠节似颜，亦复何伤？吾每怀此意，未尝敢以语不知者，俗流不察，便谓毁短颜鲁公，殊可发大方一笑。至元二十六年九月七日，信笔书去，子庆必不以为过也。② 此信向后人透露了这么几个消息：1、说明元初北方流行具有刚烈色彩的颜真卿书法，但在赵孟頫看来是“俗”。2、为“不令一豪俗态先入为主”，提倡自小便习二王楷法，以回归二王为指向。3、“书学二王，忠节似颜”。 从理学角度观察，上述三点既体现了理学家所强调的“体用”关系，又具有浓郁的儒家道德教化内涵。其中第三点与元代理学倡导者郝经的书论不谋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