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209.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0)06-0082-07 中国绘画史上的“元四大家”之称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早指赵孟頫、吴镇、黄公望和王蒙四人，后来董其昌以倪瓒代替赵孟頫，将四家重新排定，因董其昌的影响力，以黄公望、吴镇、倪瓒和王蒙为“元四大家”遂成定论。关于这一变化，当今学者多有论述，或探寻去赵入倪的原因，或为赵孟頫翻案并重新评价他的画史地位。本文拟就由宋入元文化背景的转换及宋元绘画之变的角度，就赵孟頫与元四大家的升降进出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而不再局囿于其高下优劣之争。 明代中期，王世贞《艺苑卮言》提出元四大家之说，而将倪瓒列为逸品：“赵松雪孟頫、梅道人吴镇仲圭、大痴道人黄公望子久、黄鹤山樵王蒙叔明，元四大家也。高彦敬、倪元镇、方方壶，品之逸者也。”[1]380而何良俊《四友斋丛说》首先将赵孟頫和高克恭置于最高地位，“其次则以黄子久，王叔明，倪云林、吴仲圭为四大家。”[2]263屠隆沿袭王世贞之说：“此等谓之寄兴，但可取玩一世，若云善画，何以上拟古人而为后世宝藏？如赵松雪、黄子久、王叔明、吴仲圭之四大家，及钱舜举、倪云林、赵仲穆辈，形神俱妙，绝无邪学，可垂久不磨，此真士气画也。”[3]995 及至明代万历年间，董其昌提出“文人之画”和画分南北宗之说： 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4]151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宗，亦唐时始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幹、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4]158 在文人画和画分南北宗之论中，董其昌不但将赵孟頫剔出，代之以倪瓒，重新排定元四大家，且将赵孟頫摒除于文人画、南宗之外。虽然有人对元四家的排定持有异见，但因董其昌的影响力及其合理性，以“黄、吴、倪、王”为元四大家更为世人所接受，最终成为定论。 在中国绘画史上，赵孟頫是一个集前人之大成而又启后世之画风的关键人物，在元代画坛上处于领袖地位，陶宗仪称其“公之翰墨，为国朝第一”[5]85，夏文彦也称他“荣际五朝，名满四海”[6]885，张羽《临房山小幅感而作》推他和高克恭为画坛领袖：“近代丹青谁最豪，南有赵魏北有高。”[7]884赵孟頫的影响笼罩着整个元代画坛，他的领袖地位除了来自其文学艺术的造诣外，也缘于高贵的出身和显赫的政治地位，而且受他影响、提携的画家甚多，如钱选、高克恭、唐棣、朱德润、柯九思、黄公望、王蒙等，均在此列。 北宋郭若虚提出：“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8]15，由“艺”提升至“道”，认为“气韵”系源于“人品”，将“气韵非师”赋予了“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涵义。此后，随着文人染指绘画渐多，人们论画就更是将画品和人品紧密联系起来。赵孟頫因身为宋室皇孙而屈身仕元的人品“污点”，使他在明清两代遭受到极大的非议。有人肯定他的艺术成就，但同时也认为他节行有亏，如王世贞，将他置于元四大家之首，仍称其“纵极八法之妙，不能不落竖儒吻”[9]632。张丑也认为赵孟頫书法“第过为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似反不若文信国天祥书体清疏挺竦”[10]337。更多人则倾向于以其人品而否定其画品，如张庚：“赵文敏大节不惜，故书画皆妩媚而带俗气。”[11]618李东阳：“夫以宗室之亲，辱于夷狄之变，揆之常典，固已不同，而其才艺之美，又足以讥訾之地，才恶足恃哉！”[12]25姜绍书《子昂子固画品》：“观子昂画，颖弘秀拔，嫣然宜人，如王孙芳草，欣欣向荣。观子固墨梅水仙，则雪干霜枝，亭亭玉立，如岁寒松柏，历变不离。志士宁为子固，弗为子昂。”[13]40 虽然也有人为赵孟頫开脱辩护，如董谷《赵松雪》：“赵松雪公，宋之宗室而仕元，人皆议之，有题其画者曰：‘赵家公子玉堂仙，画出苕溪似辋川。多少青山红树里，岂无十亩种瓜田。’又题其画渊明图云：‘典午山河半已墟，蹇裳宵逝望归庐。翰林学士宋公子，妙笔多应醉后书。’有题其画马者曰：‘隅目晶荧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黄姿。千金千里无人识，笑看胡儿买去骑。’有题其画竹者曰：‘中原旦暮金舆远，南国秋深水殿寒。留得一枝春雨里，又随人去报平安。’其讥之也深矣，恐亦伤于太刻。天命有在，宋祀已墟，族属疏远，又无责任，仰视俯育，为禄而仕，民之道也，但当辞尊屈卑时，怀黍离之感而已，必欲以事雠责之，宁免顽民之诛。”[14]80-81但是这种声音在明清两代实在非常微弱，使赵孟頫的艺术成就因此得不到公正客观的评判。而且也因为董其昌的巨大影响力，其所排定的元四大家更被世人广为接受，元四大家的声望和影响在明清越来越大，成为成熟元画的标志和代表。随着中国画史的发展，四大家越来越得到明清画家推崇，赵孟頫原先在元代被公认的地位被架空，他的声望逐渐降到了元四大家之下。 当今学者更倾向于还原历史语境，对赵孟頫多有谅解，如徐复观就赵孟頫仕元失节问题及其在绘画史上的地位，重新作了一番评价，认为董其昌是因赵孟頫的人品问题而重新排定元四大家阵容，并将赵孟頫排斥于南宗之外的。为此，他为赵孟頫的人品进行辩解，认为赵孟頫作为一个过气王孙，实与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无异，但因王孙的身份，面对仕与隐的问题，实是关乎生与死；赵出仕后，政绩显著，虽与名儒所走的路不同，但“用心并无二致”，“我们应当谅其心、哀其志，以与他的艺术心灵相接触”[15]266。因为来自于赵孟頫“身在富贵而心在江湖的隐逸性格”[15]268的心灵上的清，使他把握到自然世界的清，从而形成他作品的清，使人的主观重新展向自然，主客之间，恢复比较均衡的状态，而“元代绘画所以能得到很高的发展，实在是立足于此一主客均衡之上”[15]268。因此徐复观重新评定赵孟頫在画史上的地位：“这都说明他的‘元四大家’的地位不应当动摇，他在董其昌的南画系统中，应当有最重要的地位。董其昌的抑赵，实出自明代士人一般虚憍之气，所以我不能不为之辩。”[15]269徐复观这些见解不但推翻了历来对赵孟頫人品的陈见，而且重新确立了赵孟頫的画史地位，这对于人们重新认识赵孟頫其人及地位无疑是极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