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虹是我国现代美术史上公认的山水画巨匠,他以“黑密厚重”的个人风格和“浑厚华滋”的审美意境,极大推动了中国山水画在现代的发展和转型,特别是在笔法和墨法上丰富了山水画的艺术语言。随着近年来对黄宾虹研究的深入,人们普遍认识到,黄宾虹不仅是一位绘画大师,他同时也是一位书法大师,并且其书与画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其实黄宾虹对自己的书法是颇为自信的,他曾明白地说过“我的书法胜于绘画”①,但历史又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长期以来,其书名为画名所掩,人们并不将其归于书家之列,顶多只是以“画家字”目其书法。当我们真正深入黄宾虹的艺术世界,才赫然发现其在书法领域的耕耘也是如此的孜孜不倦,并且到达的高度是许多以书法家自居的人所不能比拟的。黄宾虹一生信奉书画同源,画从书出,他在绘画上取得的成就,有很大程度是缘自其苦习书法的结果,而来自绘画的笔墨语言,也丰富了其书法的面目。研究黄宾虹的书法,对于我们今天无论是从事绘画还是书法学习和创作的人来说,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如何打通书与画之间的关节,把握中国艺术精神的“内美”,是提升艺术境界的一个法门。这里,我们将从黄宾虹的临帖这个视角而一窥其书法世界的玄机。 一、黄宾虹临帖概述 临习碑帖,几乎是黄宾虹一生不曾停止的功课。出生于书香世家的他有着对艺术的早慧,在其幼年就建立了对书画以及篆刻的浓厚兴趣,并得到乡贤作画“当如作字法,笔笔宜分明,方不致为画匠”②的教诲,在书法上用功尤勤。黄宾虹早年学习书法也走的是一般人通常的路数:从唐楷入手。在唐楷诸家中,他对褚遂良下的功夫最大,以致在其晚年行书中仍时而可见褚体姿态。另外,黄宾虹早岁正值碑学大盛的时期,其故里徽州又是碑派书风的重镇,所以他用心于北碑也属自然之事,《郑文公》、《石门铭》等都是其日常的功课。后来,他对包世臣的碑学名著《艺舟双楫》颇为膺服,受其笔法理论影响很大。虽然我们现在已见不到黄宾虹临摹北碑的作品,但从他的题画等字迹中时时流露出的碑派金石意味,不难看出其在北碑上也下过极深的功夫。黄宾虹有保存下来的临摹汉碑隶书的作品,如临《孔龢碑》、《韩敕碑》、《史晨碑》、《孔羡碑》等,笔力劲健,质朴苍茫,这些虽为后期的书迹,但我们仍可推断其在隶书方面亦有少功。对上古三代金石文字的学习,黄宾虹也起步很早,在十多岁时就跟随大儒汪宗沂学习过金石考据之学,后得到友人赠送的《师寰簋》拓片,用心临摹达十余年之久。黄宾虹对金文的喜好保持了终生,他后来曾自道:“鄙人酷嗜三代文字,于东周古籀尤为留意,北居恒以此学遣日。”③金文是他最为自负的书体,观其正式的书法作品,以金文集联为多。至于行草书,则是黄宾虹一生书写最多,也临摹最多的书体。他早年在颜真卿行书上用力最勤,尤其倾心于颜氏《争座位帖》,盖与其中的篆籀笔意最相投合,他反复强调的“屋漏痕”笔法,大约也领悟于此。后来他又学习了唐太宗的《温泉铭》,认为其中存有晋人风貌。到中后期,黄宾虹行草书的取法范围非常广泛,从晋人、唐人,一直到明清,甚至一些名不甚彰的书家作品,都成为他临摹的对象,当然,此时他采用的已是以我为主的“拿来主义”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黄宾虹对于自身书法的磨炼是十分勤勉的,他一生临池不倦,可谓是百花酿蜜,其能够成就最终的高度绝非偶然。 黄宾虹早年临池的书迹今已不易得见,保存下来的多为其中后期的临帖作品,主要包含两类,一类是金文,一类是行草书,当然还有前面提到的临写汉碑隶书以及汉简的作品,但为数不多。 黄宾虹是位金石学家,对钟鼎铭文和古玺印有着精深的研究。他喜欢三代金文而不喜秦以后的小篆,这与其“民学”思想有关,“民学”与“君学”相对,“君学重在外表,在于迎合人。民学重在精神,在于发挥自己。所以君学的美术,只讲外表整齐好看,民学则在骨子里求精神的美,涵而不露,才有深长的意味。”④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认为“大篆外表不齐,而骨子里有精神,齐在骨子里。自秦始皇以后,一变而为小篆,外表齐了,却失掉了骨子里的精神。”⑤大篆的随意质朴代表一种“民学”,它能够发挥个人的性情,表现自然的真趣,也就是“内美”;而小篆的匀停整饬则代表一种“君学”,它束缚人的情感,缺乏内在的生机。所以黄宾虹常临大篆而几乎不临小篆。他临写金文的作品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通篇完整作品的临摹,如其临《伯
敦》、《殳季良父壶》、《大盂鼎》、《
羌钟》、《郑氏藏盘》、《卫肇鼎》等。从这些临摹作品看,基本上遵循了原帖的字形结构,但又不是机械描摹,许多地方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与改造。观黄宾虹临金文重在观其用笔,用笔活则字亦活,他自言“从刀书的清刚,悟出杵书笔法浑厚之风,行笔多变,八面有锋”⑥,也即“透过刀锋看笔锋”⑦之意。在黄宾虹之前或与他同时的书家写金文,很少有像他这么大胆用笔的。例如罗振玉、王福庵和黄宾虹都临过《殳季良父壶》,但前二位显然用笔比较小心拘谨,缺乏变化,基本上还是用小篆的笔法在写大篆;黄的临作虽也不是其成熟时期的作品,行笔生涩缺少力度,但可以明显看出一种灵活自由的用笔取向。而在后来临写的《大盂鼎》、《
羌钟》、《卫肇鼎》等作品中,他进一步强调了用笔的颤掣、波动、提按、留驻、中锋与侧锋的转换等,真正做到了“行笔多变,八面有锋”,使其作品显得轻松而不浮滑,含蓄而又老辣。黄宾虹还有一类是集金文的作品,以集联语居多,这些作品也可看做是广义上的临摹,而且是更具个人风格的临摹。在这些作品中,书家只是借取了原金文的字形,而在用笔、谋篇,以及用墨上都注入了更多的主观创造。将出自不同钟鼎器物的单字集中到同一幅作品中,风格统一而不冲突,这需要书家高超的驾驭能力和成熟的创作技巧,所以这类作品在本质上还是创作,我们可以将其看做是黄宾虹临古有成之后的成果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