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招隐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最早大约是署名淮南小山的《招隐士》①,这篇骚体小赋用主要的篇幅把隐士们生活的深山老林描写得相当可怕,最后发出呼唤道:“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汉朝的淮南王刘安喜欢养士,门下颇有些曾经隐入山林的人物,于是让他们继续呼朋引类,把尚未出山的都叫出来。秦汉之际天下大乱,隐居的士人中很有些先前的王公大人及其子孙;汉王朝建立后,陆续出来了一些,大约还有些隐藏得很深的逸民对于新的形势不大了解,所以淮南王刘安要手下的门客像叫魂似的把他们叫出来。 中国古代士人安顿自己无非是两条路:或者仕,或者隐,而流行的隐居手段就是逃避现实,遁入山林,住岩穴,吃野果,与世隔绝。这样自然就不能为社会做什么事,物质生活条件也很差,但这些乃是他们不降志(精神自由)、不辱身(人格独立)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所以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往往有用“招隐”为题的,其主题既有站在现有体制的立场上把隐士召唤出来的,但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站在隐士立场上向官员发出号召,请他们一道来归隐的。这后一种也被称为“反招隐”。价值观人生观不同,对当今形势的看法不同,于是立言也就很不同。中国古代的一些官员内心深处有某种归隐的情结,但是像陶渊明那样彻底实行的并不多见,大抵只是发发牢骚,说这公务实在干不得,其实仍然继续干下去。 例如西晋的文坛领袖张华(232-300),早年曾作《鹪鹩赋》(《文选》卷十三),鹪鹩这种小鸟对人来说没有什么用处,因此也就很安全,族类繁滋;张华抓住它这一特点来寄托自己的思想和情意:“其居易容,其求易给。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栖无所滞,游无所盘。匪陋荆棘,匪荣茝兰。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大有庄子的意思。但张华其实是想大有一番作为的,从政非常热心,官也做得很大,他在郊外安排了一座别墅,有时到那里去放松一下自己。张华曾经写过两首《招隐诗》,从现存残句看去,他认为隐士其实并不打算隐到底,无非是躲起来等待时机,由此可知他本人的态度始终是积极入世的,其招隐之作同淮南小山《招隐士》的方向基本一致。 西晋最重要的作家陆机(261-303)也有《招隐诗》(《文选》卷二十二、《陆机集》卷五),其主题既不是要把隐士召出山林,也不主张反其道而行之,他有着独特的见解—— 明发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踯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 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 激楚伫兰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飞泉漱鸣玉。 哀音附灵波,颓响赴曾曲。至乐非有假,安事浇淳朴。 富贵苟难图,税驾从所欲。 诗的开始四句说自己心绪不宁,虽然人在仕途而颇有追随幽人进入浚谷去隐居之意;中间大段描写“幽人”即隐士的生活环境,山清水秀,时闻天籁,极其优美,生活也并不算艰苦——这已经不是老派隐士所居之山林,不是淮南小山《招隐士》所描写的可怕局面,而很有点像陆机青年时代在江南华亭隐居读书时的美好生活了②。隐居生活既然这样令人向往,那么就归隐罢——但是陆机诗写到最后,忽然亮出底牌说,隐入浚谷并非人生道路的首选,首选还是在仕途上拼搏,争取“富贵”,只有在富贵弄不到手的时候,才去走退隐这条路。 如果说先前的人们往往将仕与隐看成是对立的范畴,二者只能选一,所以或劝隐士出山,或劝官僚退隐;那么陆机的人生设计是很有新意的,他认为无须一条路走到底,这里的关键只在于安排好选择的顺序:出仕并获取富贵当然列为第一,不得已而求其次,则隐居也可以考虑。 陆机这样考虑问题,同那个时代以及他本人的身份大有关系。西晋王朝统一中国以后,原先属于对立面的孙吴士人,首先存在一个对新的中央政权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而如果要求进取,他们的处境和策略与那些一向在中原的士人必然有所不同。在陆机看来,作为“亡国之馀”已是二等百姓③,隐居是好的;但是既然大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并且无可改变,那么只有承认这个大局并就此来争取个人的前途,重振家声。如果这条路实在走不通,那么也只得退隐了。 陆机的诗是这么写的,他安排自己的生活道路,也按照这样第一第二的顺序。在拼搏求“富贵”的道路上,他遇到过挫折,但总算还好,后期甚至还相当顺利,最让他兴奋的是,在他四十三岁这一年(太安二年,303)得到成都王司马颖的重用,荣升平原内史,又任前将军,假节,都督诸军事,手下有二十万大军(对外宣传号称百万)——这是前属孙吴方面、后来跑到中原来的人们中最高的职务了。司马颖还许以更高的地位。在八王之乱的混乱政局中,形势往往有戏剧性的突然变化,一个进入中原未久的前“亡国之馀”忽居高位其实是很危险的,当时他手下已有不少人表示不服气;友人则劝他辞谢都督一职,让给中原出身的将领,陆机不听④,富贵就在眼前,怎么可以拱手让人! 稍后陆机领兵出征,指挥不灵,连吃败仗,手下有人诬告他将要谋反,原先的宿敌也大进谗言,本来就没有主见、一味靠高贵的血统过日子的成都王司马颖忽然变卦,派牵秀来逮捕他;到这时候陆机才如梦初醒,悔不该没有及早退隐,但他还能保持住贵族的身段,《晋书》本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