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1）03-0009-06 大中六年（852）至咸通（860－873）初，创造了唐诗史上桑榆暮景的杜牧、许浑、李商隐、温庭筠等晚唐重要诗人相继辞世，唐诗步入了衰微阶段。咸通以后的诗人虽骈肩接踵，但普遍失去了创新的勇气和开辟的胸襟，因此诗坛既缺乏开宗立派的大家，也未出现引导潮流的体派，诗人往往成为前一时期某家诗风的追随者。唐末诗人在个性特色衰落的同时，群体特色凸显出来，涌现出了许多诗群诗派，其构成方式则呈现出多样化特色。他们或因诗风相近自成流派，如《唐才子传》卷九“唐备”：“工古诗，多极讽刺，颇干教化，非浮艳轻斐之作。同时于渎者，共一机轴，大为时流所许。”[1](P248)《唐音癸签》卷八：“晚季以五言古诗鸣者，曹邺、刘驾、聂夷中、于濆、邵谒、苏拯数家。其源似并出孟东野，洗剥到极静极真，不觉成此一体。”[2](P78)或因志趣相投结为群体，如《唐才子传》卷九“赵光远”：与“孙啓（当为孙棨）、崔珏，同时恣心狂狎，相为唱和，颇陷轻薄，无退让之风。”[1](P101)《唐诗纪事》卷六七“李昭象”：“居九华，与张乔、顾云辈为方外友。”[3](P1013)或因相同的生存状态构成团体，如唐末诗人隐居和入幕现象非常普遍，山林江湖和幕府州郡为文士的交游唱和提供了场所、创造了机缘。《唐诗纪事》卷七一“沈彬”：“唐末游湖湘，隐云阳山十余年，与虚中、齐己、贯休以诗名相吹嘘。又与韦庄、杜光庭唱和。”[3](P1055)《唐才子传》卷九“王驾”：“弃官嘉遁于别业，与郑谷、司空图为诗友，才名籍甚。”[1](P255)《旧五代史》卷十四“罗弘信传”附“罗绍威传”：“好招延文士，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每歌酒宴会，与宾佐赋诗，颇有情致。”[4](P191)《吴郡志》卷十一：“崔璞，咸通中，以司谏为郡。有文采风流，与郡中秀才相从，有诗词，即命僚属及名士赓和。”[5](P135) 这其中，为数众多的是一些围绕科举而形成的群体。如《唐摭言》卷四：“刘驾与曹邺为友，俱攻古风诗。邺既擢第，而不即出京，俟驾成名同去，果谐所志。”[6](P50)卷五：“吴融，广明、中和之际，久负屈声，虽未擢科第，同人多贽谒之如先达。”[6](P56)《唐诗纪事》卷六七“顾云”：“风韵详整，与杜荀鹤、殷文圭友善，同隶业九华。咸通中登第。”[3](P1012)《唐才子传》卷七“方干”：“徐凝初有诗名，一见干器之，遂相师友，因授格律。”[7](P373)他们当中，有些则明确地被时人或后人合称，如“咸通十哲”、“芳林十哲”、“九华四俊”、“三罗”。周勋初先生主编的《唐诗大辞典》共收录了唐末的五条合称[8](PP.505－515)，上述合称即占四条，表明这是一种颇具时代特征的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对其进行探析，无疑有助于晚唐诗歌的深入研究。 一、“咸通十哲”等称号形成的背景 “咸通十哲”等称号的形成与唐末独尊进士，权贵子弟垄断科名，寒士为求一第不得不结为群体相互延誉，以期博得考官认可，甚或奔走于权门以求提携密切相关。 1.“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9](P3863) 唐朝科举，素重进士，《新唐书·选举志》：“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10](P1166)《唐摭言》卷一也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6](P4)宣宗即位，取消了武宗时科举选士对贵族子弟的限制，恢复进士杏园宴集[11](P617)，并身体力行，赋予进士及第者至高无上的荣誉：“宣宗爱羡进士，每对朝臣，问‘登第否’？有以科名对者，必有喜，便问所赋诗赋题，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优而不中第者，必叹息久之。尝于禁中题‘乡贡进士李道龙’。”[12](P136)这就极大地激发了高门子弟由进士入仕的热情。与此同时，日趋衰落的国势和凋敝的民生，使一般文士的生存处境更加艰难，通过科举及第改善自己和家人的境遇几乎成为他们唯一的出路。于是，天下举子竞集于进士科，以至“自大中、咸通之后，每岁试春官者千余人”[13](P61)，进而呈现出“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9](P3863)的局面。 2.“率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9](P3863) 与政治日益腐败和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相一致，唐末科场弊端丛生，“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11](P4278)的情况愈演愈烈。高门甲族、权党势要以及宦官强藩等政治势力盘根错节，互相勾结，通过政治、经济等各种纽带，插手科场，胁迫知贡举为其子弟或请托者打开仕进大门。咸通元年（860），裴坦知贡举，“登第者三十人……皆名臣子弟，言无实才”[11](P4468)。高湜“咸通末，为礼部侍郎。时士多繇权要干请，湜不能裁，既而抵帽于地曰：‘吾决以至公取之，得谴固吾分！’乃取公乘亿、许棠、聂夷中等”[10](P5276)。许棠是京兆府解元（详后），录取尚如此艰难，可见权要子弟在进士科考中占据着怎样的优势。 及第进士“率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9](P3863)的情况，注定了那些朝中无奥援、家中无厚积，又拙于钻营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往往久困科场，终其大半生也难取得一第。即以“咸通十哲”为例：“咸通十哲”的家世绝大多数是低微贫寒的，如张蠙“初以家贫，累下第”[1](P346)，周繇“家贫，生理索寞”[7](P537)，喻坦之“困于穷蹇”[1](P199)，这就决定了他们登第之途的艰难坎坷：郑谷“游举场十六年”[3](P1040)，许棠辗转场屋三十年：“退鹢已经三十载，登龙曾见一千人”[14](P6985)，张蠙至迟咸通十一年（870）已在京应举，于乾宁二年（895）方及第[1](P343)，亦困于文场二十五年以上，温宪、李昌符、周繇也都历经磨难，方得一第，张乔、喻坦之、任涛、剧燕则终身布衣。“咸通十哲”大都早有诗名，如张乔“诗句清雅，夐无与伦”[6](P114)，任涛“诗名早著”[6](P112)，剧燕“工为雅正诗”[6](P112)，张蠙“生颖秀，幼有《单于台》……为世所称”[3](P1039)，温宪“大著诗名”[1](P208)，郑谷“幼颖悟绝伦，七岁能诗。……又尝赋《鹧鸪》警绝，复称‘郑鹧鸪’云”[1](PP.155－162)，许棠“初作《洞庭》诗，脍炙时口，号‘许洞庭’”[1](P28)；且他们“俱以韵律驰声”[1](P303)，咸通十一年（870）参加京兆府试同列“等第”，可谓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仍蹭蹬科场，遑论一般文士了。唐末寒门举子及第之艰，正如黄滔所慨叹的：“咸通乾符之际，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9](P3856)“龙门有万仞之险，莺谷无孤飞之羽。”[9](P3858)在这种情况下，“士族在科举中及第之比例从文宗、武宗时的74.2％迅速上升到93％，直至唐亡始终高居于榜首”[15](P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