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宗教 （张总 译） 佛教于6世纪传入日本，是日本文化史上乃至日本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件。日本以融会、集合、汲取外来种种教义、戒律和仪轨创立了自身的佛教。佛教对日本文化的结构，对建筑、绘画方面的长足进步，作出了丰富的贡献。由于绘画易损难存，所以，经过沧桑变迁而幸存的雕刻就成为日本早期艺术成就最强有力的代表。 从7～14世纪的日本佛教雕刻之鼎盛期，其间亦反映了从传入到民族化、繁茂与衰落。由于日本雕刻保存的比中国雕刻更完好，常有人认为日本雕刻遗存了中国雕刻的形式和技术，实际上这只是仅着眼于初传时7～8世纪的作品。如果纵览艺术发展之过程的话，就能看到日本人民的卓越创造才能。 7世纪最初的雕像面部单纯，形式朴素天真，反映出佛教尚未得到透彻理解，至8世纪情况就不同了。从对雕像面容、比例的写实处理及衣纹上唐代艺术的影响可以看出已越过了最初阶段。有趣的是这时的重要作品几乎都是主神——佛和菩萨的偶像，而在印度和中国极为普遍的佛传和本生故事的丰富内容却从不普遍。这是否反映出日本距佛教发源地的距离之遥远呢？ 日本雕刻在材料和姿态处理上与中国有很多区别。在山崖上开凿出石窟寺的印度式方法很早就传入了中国，5世纪以来在中国非常普遍的石刻在日本从未成为主流，佛教雕刻传入日本时以供奉在寺庙中为主。8世纪时泥塑和干漆非常流行繁荣。从9世纪起，日本雕刻就几乎全部用木材刻制。选用木材很明显是由于其便利，但更深的内在原因似乎是日本民族对木材特别的喜好。 日本式的木雕手法是表面处理达到了极为细致深入之效果。如9～12世纪平安时代的雕像之精妙、革新的技术所含极致的美感促进了风格的发展。9世纪中期教义变得更高深且礼仪化，密教带着整整一殿堂愤怒神传进来了，如不动明王和多头多臂的神像，十一面观音和如意轮观音等等。具有沉思、严肃之神情给人以深刻印象。如桔寺的日罗像和东大寺的弥勒像。这些整块材料的宏大作品常常必须挖空以减轻重量，甚至还要使木材干燥。平安早期的雕刻家们发挥整块木材体积巨大的优越性，探索雕像表面潜在的表现力。他们创造出仿佛“巴罗克”风格之繁丽，如波浪般起伏卷绉的衣袍褶纹，而且在表面留下斧錾痕迹以直接传达坚硬木质之情调。 到平安后期，情绪沉重的雕像全然改观。四天王寺的阿弥陀三尊像，优雅的胁侍菩萨更衬出主尊的慈祥和美妙。普渡众生的阿弥陀佛声望日隆，富有的施主大量地捐造，结果产生了流水线装配的方法并以粘合的木材凿造作品。 由定朝1053年在平等院所刻的主尊阿弥陀佛，以形式上惊人的完美和神态上的宁静优雅成为雕像史上空前绝后的高峰。高超的凿空与粘合技术使造像仅具一层薄壳而不能深雕，衣匹处理成褶折平而贴体，身体形成光滑优雅的流线型，环绕阿弥陀佛的52个云上菩萨亦是平安晚期艺术之精品。这些菩萨充满魅力的美好姿态辉映并渗透到11和12世纪的各种艺术甚至扩大到社会习俗中。这些菩萨飘浮云间，演奏着各种各样的乐器，环绕着高达16米的镀金木雕主尊——阿弥陀佛像，俨然是一幅迎取虔信者灵魂的圣众来迎图。持莲台的菩萨、弹瑟琶的菩萨和舞姿菩萨都使人不仅感到其身姿的姣好，还给人一种乘云浮空的心境情绪之美。而且这些菩萨在全壁面的构图也充分考虑了观者从下方且移动的角度与变化。从这些菩萨造像可以看出，日本匠师不单单在形式之完美方面取得了成功，并且在表达个性的美学趣味上同样取得了成功。 虽然平安晚期雕刻之无穷无尽的重复造成了千篇一律的贫乏，但给12世纪末13世纪初佛像的多样化及创造带来了复苏，镶嵌水晶眼珠的新技术，更强更深的手法，使雕像的心理情绪之广度和表现手法的范围都更加写实。镰仓时代之艺术可由庆派艺术家作为代表。爱知县地方寺庙里一对梵天和帝释天证明了年富力壮的大师运庆的创造力量。西方院的阿弥陀佛立像展示了快庆发展的独特洗练风格。莲华王院另一对精彩的仁王显示了出自湛庆之手的优雅形式。还有些较小的侍从形象，如随侍在阎罗王之侧的一个暗黑童子，体现出以前从未有的轻松幽默气质。 镰仓时代雕刻的特有面貌是现实主义的，许多佛像与部从像明显地暗示出雕刻家习惯用活生生的人物为模特。一批肖像式雕刻尤能代表这个写实趋向的新面貌。青年释迦——悉达多太子和日本佛教第一个赞助人圣德太子之像虽是以想像刻成，但这些偶像被塑造得如此栩栩如生以致于被认作肖像。彩塑木雕的圣德太子像由庆真造于宽元五年。描绘了圣德太子16岁时护理其父阳明天皇时，绝食断水以祈父亲康复的孝顺形象。太子眉宇间闪烁着热情的光芒，又流露出忧虑的神情。他头发在耳朵上方束髻，白色的长袍上披一件高领的斗蓬，手中执一个长柄的香炉。刚毅威猛的表情，稳定的体积感和大而深的衣纹处理和题铭都使这件作品成为13世纪最典型的雕像之一。 京都东福寺的高僧像极有个性和特点。像等身大，身着僧袍，双手作合掌印。虽然没有铭文，但从雕像右眼有些斜视之特性可以辩出，他是著名的圣一国师，即禅院东福寺第一个主持圆尔辩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