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过犹不及”。朱子说：“无过不及”。对吗？不对！黄山谷、王觉斯的美学，讲的恰恰是一个“过”字，抓不住这个字，则终生在艺术的大门之外。在政治上，王夫之讲“无过不及”（《读四书大全说卷六、七》），从而打乱了这“过”、“中”、“不及”的三驾马车似乎是惊世骇俗的狂怪之谈。而不知“过”的艺术和美学，则早已形成了传统了。艺术无“中”，而“不中曰侧”。应当说，在艺术上，过优于不及，乃“可与言与诗笑！” “过”、“中”、“不及”的三分法，早就应当打破了！可以说，这种三分法，不如王铎的五分法，因为它根本不适于艺术，也可以因循旧说，从而打破其框架。在艺术上，“中”不存在，“不及”也不是含蓄，只有“过”字是入门之路，又是品味之颠。这些话，今天应当讲清楚了。以戏曲而言，陕西梆子（秦腔），山西梆子（蒲州梆子·上党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河南梆子，河北梆子，山东梆子，越来越“过”，一个梆子比一个梆子“过”，乃是铁打的史实，中庸论者，无插嘴余地。这才是中国人的美感。顺便说一句，艺术界特别是京剧界对“过”的理解，根本是不对的，而这，又与慈禧有关了。裘盛戎而被称为“妹妹花脸”，可见，即便是京剧界，明白人还是存在的。 话说回来，这“幽险狰狞”的美学，实则也是“怒”的美学。王铎回到遥远的古代。“凡攫援筮之类，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则于胝必拨尔而怒。苟拨尔而怒，则于任重宜，见其匪色必似鸣矣。爪不深，目不出，鳞之而不作，则必穨尔如委，则加任焉，则必如将废措，其匪色必似不鸣矣！”（《周礼·考工记》《十三经注疏》页九二五，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这里指出，工艺美术，也有“拨尔而怒”与“穨尔如委”两种境界，两种方法。应当说，这也是“怒、渴”美学的远祖。商周重器出土日众，今人已不以为异了，在王铎，则心响往之。 但，他的基本思路，却是归于中庸。“极神奇，正是极中唐也！”这是不对的。中庸与“神奇”何干？在“皇极”，在季札，留给后人的、无往而不是浅斟低唱，嫋嫋秋风，哪里有什么“口中吐火，身上缠蛇，力如金刚，声如彪虎”？这样的形象，拿“粗犷”来形容，还不够味儿，哪里是什么“发而皆中节”？这样的“狂怪怒张”，却说是“中庸”，实在是英雄欺人罢了。 王铎，这不可一世的英雄，却终于跪倒在中庸之下。他处处反中庸，又处处唱中庸。反中庸者，阳明心学之力；唱中庸者，则又是封建末期如磐夜气重压的结果，所谓“时代压之”是也。《文丹》里，处处闪耀着这种矛盾，人们很容易发现，《文丹》的主旋律，是反中庸，而中庸则不过是一层保护色而已。如果用《中庸》古本，那么，“小人之中庸也，小人之无忌惮也”，正是王铎。如果用王肃本，则‘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之无忌惮也’，也非王铎莫属。王铎美学的体系（中庸）和内核（反中庸），是应当分别观之的。这就是古人为什么遇到矛盾就用“九方皋相马法”来解决一样。 中庸的鬼魂，时时折磨着他。中庸的阴影，也使他光焰万丈的美学，时时蒙一层“圣人之愚色”（魏叔子语）。他说： 文章间道出兵，履险制敌，以少胜多，偏锋亦自可喜，前所论文之狂狷是也。必拘拘于堂堂正正者，腐甚！腐甚！（《文丹》） 一方面贬狂狷为“偏锋”，那就是说，中庸是正锋了；一方面又说，“拘于堂堂正正者，腐甚！腐甚！”这里，又是矛盾，盖狂狷不必是偏锋，而中庸——堂堂正正，也未必就是中锋。说偏锋是狂狷，中锋是中庸，无异于又是“极神奇正是极中庸也”那一套。“腐甚！腐甚！者，王铎自埋自掘矣！ 王铎的意思，未必不是想“自狂狷而进中行”（《书法雅言》页二四），但这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往往是“求中行以得乡原（愿）”（《拟山园选集》卷首陈仁锡序）。这方面，得“大自在”，得透彻之悟的，是刘熙载（详下）。项穆的口号，似乎是发展，其实不通。 “极高明而道中庸”。王铎说，“古、怪、幻、雅，皆一本乎常，归之乎正，不咤为悖戾，不嫌为妖异，却是吃饭穿衣，日用平等”，这“吃饭穿衣，日用平等”是阳明一派的口头禅，人们已经不觉其神圣了。也未尝没有这样的意思，即以“割之鸿濛”、 “幽险狰狞”之美，归之中庸，即中庸也能包含这种“狂怪怒张”之美，从而侪“怒、渴骥”之美于中庸之间，为反中庸的艺术争得中庸的地位。这可能是他的“深心”吧？然而不成，枉费心机而已，艺术史，美学史上的搏斗，大波大浪是不问你初衷如何的。这又为一切妄图调停狂狷与中庸者提供了教训。 但无论如何，他最后还是皈依了中庸，既不同于以前的项穆，也不同于以后的包慎伯，刘熙载，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王铎的书法，“‘欹侧’成了主流，几乎是无行不歪。”无字不焉了。”（刘正成《中国书法的文人化与非文人化倾向》，《中国书法》一九九五年第三期。）实在滑稽，如此的“歪人却大唱其‘中庸’，这怎样理解呢？还是那句话“时代压之”，而“歪”到底的书法，正是王铎内心深处的所谓“中庸”的形象，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程、朱的中庸说，引出了项穆、王铎的体系。从本质上看，这两个体系是不同的，项穆“于穆不已”，以中行为极则，确实建立了一个体系；王铎则不同，他已经有所怀疑，实质上是以反中庸为中庸。这是明末清初“天崩地坼”的时代造成的，和项穆时代的“升平”已经不同了。封建后期美学的大匠，自是王铎。 在王铎之后，中庸美学，有什么变化呢？有的，一个是包世臣，一个是刘熙载。 慎伯是缜密的求实的学者。他的《艺舟双楫》，“狮吼猊怒”，是封建后期不可多得的书学专著。他的书学的哲理性，在下边论杨风子的一段话里，表现得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