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国际书法史学术研讨会论文

      《书法雅言》，至少万历二十七年已经写成了（见“万历已亥孟夏既望华平支大伦”序）。前此，万历十八年，王元美去世了，二十一年，徐青藤去世。当二十七年时，正是董其昌活跃的时代。这三位大批评家，其智慧，都远远高出于项穆之上。元美的博大，青藤的猛锐，思白的精能，都驾项穆而上之。就是同时而稍前的丰人翁，也不像项穆一样小家气象。这从他们对苏、黄、米三家的评论上，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就是说，他们都是反中庸的。反中庸，尤其是万历艺术的灵魂。后起的王铎，则把这种“怒猊抉石，渴骥奔泉”的反中庸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成了中国美学史上最辉煌的异端。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王铎是中国美学的殿军。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王铎是有理论的，这就是一卷《文丹》。海内孤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善本室所藏顺治十年刊本《拟山园选集》，共有八十二卷，第八十二卷，即《文丹》，共有一百六十余条，这是王铎美学的核心。一九八六年第一期《中国书法》，发表了我的《王铎论——王铎美学的矛盾》，第一次把这些材料公诸于世。海内外学者无不惊愕，原来王觉斯还有这些理论！这里，我要顺便订正一个错误。我在注六说是“崇祯刻本”，不过沿袭目录之旧不确。据《拟山园选集》第十四篇序，即“癸已玄月胞弟子陶氏题于虎丘僧舍”者，说道：“其寿梨也，一举金阊，再镌白下。余令昆山时复锓之署所。——兹癸已秋仲，兄仲和与余假寓吴门，再取成书，详为校阅，……汇为一集，名曰《拟山园选（集）》”云云，则“癸已”者，顺治十年，是书四刻矣！其非“崇祯刻本，没有问题。之后，刘君正成编辑《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荣宝斋版一九九三年）时，又广搜博采，收集到王铎书论四十五条，其中包括《草书颂》这样重要的文章。王铎美学，至此大备。但尚未大行于天下。这是因为，资料收集起来了，但这些资料如何理解，还有困难。我则以为，反中庸是其菁华，而最终折伏于中庸之下，则又是其局限。而无论如何，朱子、项穆的中庸论，至王铎而土崩瓦解，则是无庸置疑的了。

      王铎与项穆不同。项穆紧接程、朱之绪，而大放厥辞，建立了一整套中庸论。王铎则处处以“宋儒”为的，箭不虚发，在在宋儒针锋相对，这是理解《文丹》的关键。

      王铎说：“风行水上为文”。不善解之迂儒，只以水平箭言之，误却多少奇才，不敢放手！不知风行水上，不是平平说也。风水相遭，小则涟漪，大则澎湃。风之所行，崩浪拍天，惊涛摧岫，鼋鼍蛟龙，骇跳怒激，皆风之为也，皆风水之为也。——宋儒之不善解书，类如此。（《文丹》）

      

      

      

      

      

      

      王铎死书读得活，这是一例。所谓“不善解之迂儒”，即“不善解书”之“宋儒”、程、朱是也。王铎从“风行水上”看到了波涛，而宋儒却只看到了平静。谁对呢？当然不是宋儒了。“误却多少奇才，不敢放手！”感叹是深长的。这是对宋儒之学的总的论断，不仅仅是“风行水上”而已。明白了王铎发难的所由生，即宋儒，则下边的抨击，又在在无非是“风行水上”了。

      朱子说过：“字被苏、黄胡乱写坏！”项穆也反对“胡行乱语”。这“胡乱”二字，实在刺眼，但又“误却多少奇才，不敢放手”那么，怎样反驳它呢？王铎说：

      《史记》敢于胡乱！《前汉书》如彼洗练，如彼精神，一毫不敢胡乱。（《文丹》）

      原来，“胡乱”是大美之所在！自古以来的大写意，在方法上，无不以“胡乱”为指归，所谓“世间无物非草书”是也。“胡乱”做为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极难达到的。“胡乱”就是草书，就是潦草，就是草化，没有不研究草书之理，即“胡乱”，即“潦草”而能通晓写意者。对“胡乱”的肯定和歌颂，特别是将其锋芒直指朱子，是王铎对美学的一大贡献。这声棒喝，又救了“多少奇才”，使他们“敢于放手”啊！这就从一切艺术的源头上，从一切艺术的最高水准上，驳倒了朱子，朱子若在，也将难以置喙了。明人早已说过，（《史记》）“胡乱倒好！”清人也说过：“《离骚》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刘熙载《艺概》卷三，页三。）这“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即“胡乱”的说明。当这种用笔变成线条形象时，只有一个“胡乱”，一个“潦草”可以得其神了。山谷《李白〈忆旧游诗卷〉》“楼”字，就是这胡乱美的传神之笔。“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胡乱”意味着勇敢，也意味着自由，意味着创造。可惜，它的神怪性，还远远没有被认识，这又是宋代迂儒之罪了。书评之始，也说羲之书“如龙跳天门，虎卧风阙”，就是说，以势为主，以线条的胡乱为主。因此，张旭狂草是民族魂。相反，“端楷”的艺术，“端美”的艺术，如《关睢》，不过“不死不活”（郭绍虞先生语）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