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寻竹斋”与中朝跨世纪金石缘

      我国近代开宗立派的书画篆刻巨擘吴昌硕曾挥就铁笔为朝鲜契交闵泳翊刻自用印三百余方，结下跨世纪的金石奇缘，在双方印坛传为佳话，这三百余方印作也以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纳入昌硕篆刻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雄视古今。几年前，韩国篆刻学会经过多方努力，搜集到了其中二百四十一枚印蜕，辑成《缶庐刻芸楣印集》（以下简称《缶集》）面世。开卷揣赏，印集中以闵泳翊堂号“千寻竹斋”为印文的印竟多达二十五方（《缶集》刊“千寻竹斋”印蜕二十六方，笔者发现其中一印蜕为重复载入），遂以这些朱迹为视角，借“一滴水可见太阳光辉”之道感悟下的勇气，试对昌硕先生灿烂夺目的篆刻艺术作一愚谈。

      从记有年代的部分“千寻竹斋”印的款识看，二十五方印中，最早三枚刻于1895年（乙未），是昌硕五十二岁时作，也是《缶集》中昌硕有时间记录的最早三印，最后一枚耕石于1911年（辛亥），是昌硕六十八岁时的作品（《缶集》中年代最晚的一印是闵泳翊逝世四年后的1918年昌硕为缅怀他所治的一颗印文为“闵涯”的印），以印风的演绎和笔意刀味的脉络析，二十五印皆属昌硕五十二岁至六十八岁之间的作品是可信的。为赏析二十五印，笔者有必要作些枝蔓。

      闵泳翊（1860—1914）是朝鲜帝国时代的勋臣，皇室的外戚和守旧派巨星，又是朝鲜有成就的书画艺术家，字子湘，雅号与堂号有芸楣、竹楣、竹宾、园丁、兰阜、薮石亭、七里香庄和千寻竹斋等，多达四十余个。1887年后闵泳翊遭国内政界斗争所驱，浪迹于香港、上海等地，因此有缘与吴昌硕结下深厚的友谊。在两人结为挚友的时间里，正是昌硕印风形成并步入鼎盛的时期。

      

      吴昌硕（1844—1927）篆刻早年师法明清印林诸派翘楚，尤受邓石如、赵之谦、徐三庚、钱松、吴让之等印风所染，后直追秦汉印玺，又取法于封泥、砖瓦、碑碣、钱泉之属，而他那举世无双的石鼓文法书更是惠泽于方寸世界。融汇贯通，百川归海，戛以独创，昌硕终以豪迈不羁之胆略，脱尽恒蹊，嬗变成自己雄浑苍古，气势磅礴，朴厚流畅又婀娜典雅的吴派印风。而属于昌硕篆刻艺术高峰时期所刻就的这些“千寻竹斋”印，自然是豹中之斑了。

      笔者从《缶集》中撷取印痕，略加调整，进行归类。这二十五方“千寻竹斋”印以章法分共有五式，具体是“二二式”十五方，“一三式”五方，“三一式”两方，“一二一式”两方，“单四直式”一方。

      “二二式”的十五方印中，三颗是白文印，除其中一印为双边白文印外，三印的小章法及笔画结构上也均趋一致。图1印， 昌硕留有这样的款识：“汉人凿印，坚实一路，知此趣者，近唯钱耐青一人而已。石酝尚书以为然否。乙未八月，昌硕并记。”是印为昌硕五十二岁时之作，而另两颗《缶集》中无跋的白文印（图2、图3），从营构出的面貌与刀笔法度上均可认定是同时期作品。这三枚印除有汉印中平正端庄、坚朴肃穆、肥瘦丰约一路的余韵外，其配篆的展蹙穿插的微妙之处和笔痕刀迹里也较明显地搀有吴让之印风的遗绪。全印四字以字形繁简自然置位，上两字占三分之一印面，下两字取三分之二印面，如此，率先形成一种匀停稳实的态势，在这中庸平和的氛围间，印家遂进行提炼升华，“千”字左竖笔插向“寻”字的左上角起首处，后者则相应作了谦让，“寻”字第二横笔横向刺入“斋”字的斜角上，“斋”字的中竖又逼进“竹”字中央下部的虚开部位，最后“竹”字右垂收笔倾近“千”字，这样，以顺时针走势，字字榫入，环环套起，互相侵犯，全印四字的脉络状如一种庭园窗格，成「」型，不仅使字字息息相关还隐曜了造型艺术的美。而此印神情轩朗的行刀，又进一步使似乎木讷平淡的四字及章法显得意韵流传，灵动奇绝起来。这三颗白文印，图3 的双边印中“寻”字右部露白稍过，笔画也涩滞了些，双边的白边栏，若实刻完整“斋”下处的边栏，而虚（意到刀留）横画过多的“寻”下处边栏，这样全印更协调一些。让之治白文印横肥竖瘦，转角圆劲，如芦苇折断， 在图1、图2的“千寻”两字中有所体现， 行刀也暗含了让之的“冲”与钱松的“切”，点迹毫芒均能曲尽其妙。此三印可以说是以秦汉为骨，以让之等为肉，而筋脉则是昌硕本人。昌硕的篆刻就是这么广采博取，糅合了多种印风及古法脱胎而出。为了便于论证，笔者微微展开，录《缶集》中“千寻竹斋”印及其它印的有关印跋，权作参考。

      

      “古封泥法”（千寻竹斋）。

      “仿让之”（千寻竹斋）。

      “汉铸印法”（闵泳翊印）

      “邓山人率意之作”（闵泳翊一字园丁）。

      “拟汉铸古秀一路”（闵泳翊印）。

      “拟封泥”（翊）。

      “古匋器字，昌硕拟之”（园丁）。

      “拟吉罗居士”（竹宾）。

      “古封泥法”（竹楣平安）。

      “拟钝丁老人法，似有古意”（石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