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胡瓌《番马图》作者考略

      传为胡瓌所绘的《番马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图为一精致的手卷，绢本，墨彩（图一～三）卷后附有三跋（图四、五）。今传为胡瓌的作品并不鲜见，清内府原收藏4件， 现已分散在北京、台北故宫博物院和辽宁省博物馆。但仅凭笼统的视觉比较即知这几件“传胡瓌”的作品间区别甚大：如北京故宫的胡瓌《卓歇图》（图六）和台北的《番马图》间毫无共性。因而研究它们的确切归属对于理解契丹文化以至于唐末五代的北方汉文化有重要的作用〔1〕。但是《番马图》自《石渠宝笈》之后即被冷落，在《故宫书画录》中被列入简目，至今尚未有出版的图片、插图。正应了米芾在《画史》中所谓：“东丹王、胡瓌番马，见七、八本，虽好，非斋室清玩。”正由于这种偏颇的大汉族文人主义思想，历代保存收藏非汉族人马图多出于猎奇心态。本文企图利用仅有的照片并依据各朝代的著录、文献，对照其他唐末、五代以至于宋的传世作品、墓室壁画、摹本藉以考察台北藏《番马图》卷的作者，以求方家教正。

      一 《番马图》的题材内容

      《番马图》始于右端一条蜿蜒于嶙峋山石中的山路，山路渐远、渐窄，直入一汉式城门。几株枯树冷落地立在岩上，隐隐暗示着寒冷的气候。一队人举着旗帜，背着背囊，伴着一支马队向城门走去。城门前设哨两人，其中一人半探出身瞭望来者。这不是情节性的作品，却时而出现一些情节性的点缀。

      画卷的前景是一片开阔场地，老枯树下堆放着装满的口袋、什物和两件马鞍；稍左有二人坐于圆形垫上。另有一人蹲坐于略左，手执长杆状物，似为马具。又有五匹马，或卧或翻滚，寻啃草皮。愈左，视野愈阔：起伏绵亘的丘坎直隐入远山，人马、骆驼、羊、狗、毳帐，星星点点撒满视野。

      手卷的中景，有一毳帐环围在旗帜中。一只小狗凝神盯着帐前三人。虽绢幅在此略有损伤，但尚可辨认出似乎一人已醉倒，另二人借酒戏谑。

      整个画面中共有四组驼队，但是各自为阵向画幅的各个方向发展。最左端的驼队最富戏剧性：一人已趴在货物上休憩，另一人却在喝叱正要卧下的骆驼。引人注目的是这个驼队上方的太湖石般的山丘。它与周围景物格格不入，相反倒象10世纪的庭院假山。

      这件作品没有明确的构图中心，亦无情节展开，如同一幅契丹人生活风俗图：转徙、散牧、卓歇、狩猎。作品的原创作目的固不易考证，但其落入汉人藏家之手的原因之一当是出于好奇的心理，甚至有可能是为满足此好奇心理而作。从画卷的构图、山石与坡坎的表现手法看，与传为唐代的作品和唐墓室壁画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如大场面处理——视点高，视野宽阔，所包容的景物多。手卷形式本身也符合早期绘画的形制。

      

      　 图一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番马图》之一

      二 《番马图》有关文献考

      最早记载胡瓌及其作品的当属宋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和《宣和画谱》。《图画见闻志》成书于熙宁七年（1074年），其书卷二中谓“胡瓌，范阳人，工画番马。”《宣和画谱》卷八亦称其工番马。但是自唐末五代至宋初，至少有胡瓌、胡虔、王仁寿、房从真、李赞华等人擅长番马。

      画卷原无标题，由郭雍呼之曰《番马图》，入清内府后沿袭至今。高宗似乎不甚喜欢此卷，初入内府时并未引起兴趣，直至1785年现藏北京故宫的《卓歇图》入内府时才在《番马图》上加边款云：“近得胡瓌《卓歇图》，因取此卷一相印证，虽非积薪，实觉后来居上。”或许高宗的好恶决定了《番马图》的命运。查《宣和画谱》，发现在胡瓌的名下并无此画，倒是在胡瓌之子胡虔的作品中有同题作品。故此可知郭雍仅凭画面的内容取名称之。

      据周密的《云烟过眼录》卷一载，胡瓌的一件作品被金内府收藏，金亡后，此画流入民间，最后入元初乔仲常手中。张丑在1616年写道：“绢本胡瓌番部卓歇图尘垢破裂，神彩如生，明昌中秘物也，今在韩氏。此卷《云烟过眼录》、《困学斋纪闻》并详载之。”〔2〕张丑所指的“卓歇”很有可能是入乔仲常手中那卷， 但却不是北京的“卓歇”，更不是台北的“番马”。据郭雍在《番马图》卷后所加的跋可知此卷未入金人之手，而是随郭的舅父南迁，绍兴乙丑（1145年）郭雍跋此卷。在卷子的最左上端有楷书小款“缉熙殿上品，赐王□□”，后两字漫漶不可读，上钤“御府宝藏”。可知此画入元代皇室〔3〕。此后到明初洪武六年（1373年）方由蒙古人兀颜思敬添了第二跋。兀颜思敬以其“幼年居汴中及长宦游，……尝闻有胡瓌《番马图》”的个人经历以及其蒙古人的身份，证实此卷所画非蒙古人。此画后入梁清标之手，梁辞世于1691年，不久，他的收藏几乎悉数进入清内府。董邦达之子董诰（1740～1818年）在此番马卷上奉高宗命题了最后一跋。兼为高宗鉴赏顾问的董诰跋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董诰加跋时已是“重阅”，故知此卷入内府应在此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