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8月，为配合常德市德山二砖厂取土施工， 市文物处在该地发掘的一座战国墓中，清理出土了一件保存基本完好的鸟篆铭文戈，其编号为“94德砖M1:2”。 戈的形制及其铭文 铜戈通体呈青色，前锋两面有少量灰白斑点。援较直较长并略上昂，有不很突出的脊棱；栏侧有四穿，其中三穿为长方形，靠上援一穿为半圆形。内上有一长方形穿，内的两面铸有相同的圆涡纹，三边用凹弦纹围绕，内下角有一小方缺。在援和胡上有阴刻鸟篆文“玄镠夫吕作吉用”7字，戈全长21.5厘米、援长12.5厘米、脊厚0.5厘米。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 出土铭文戈的墓葬概况 1、地理位置 该墓位于德山二砖厂一小山丘顶， 西北距常德市市区约5公里，北距沅水仅1公里之遥。 2、墓葬形制 所出铭文戈的墓葬为长方形土坑竖穴， 有斜坡状墓道，墓口长3.12米，宽2.30米，残深2.90米。墓道设于南部正中，略显陡，残长3.2米，宽1.4米，坡度为41度。墓道下口距墓底高1.3米， 墓葬方向为南偏东30度。 墓道和墓坑内的填土大部分为红褐色五花土，距墓底有60厘米厚的白膏泥，五花土均经夯实。墓坑壁和墓道壁修整光滑，墓口至墓底倾斜度不大。 该墓葬具不很清楚，在墓底只存三块较完整的椁底板，长宽分别为：2.4米，0.5米，推测该墓至少有一椁一棺。 在墓坑西南角发现一处直径为55厘米的盗洞，盗洞一直从墓口延伸至墓底，而盗洞内所掏挖出的白膏泥一直向墓口西南方向延伸约15米而成一条白膏泥带。估计该墓被盗掘时封土堆尚存，且直径至少在30米以上。 3、铭文戈的伴出器物 该墓因被盗，所出器物寥寥，除铜戈外，另出铜铺首一对，陶器经修复后能见其形的只有3件：即鼎、壶、豆。 铜铺首（M1:1）：2，形制大小相同，分别出在中间椁底板的两头，保存不太好，铜环锈蚀严重，铺首表面有凸卷云纹和回字形纹饰。 陶鼎（M1:3）：子口承盖，方附耳近直立，腹壁较直，大平底， 腹中部饰一道凸棱，三蹄足外撇，中上部有刻划纹（形状不清晰），盖为圆弧形，口径16.2厘米，通高20.6厘米。 陶壶（M1:4）：带盖，喇叭形口，细长颈，溜肩，肩部饰两环耳，圈足外撇，圆弧盖，无纽，整个器形瘦削而规整。口径11.8厘米，通高41厘米。 陶豆（M1:5）：浅盘，口微敛，盘底较平，喇叭形座，圆柱柄，柄中部略粗，柄中空至底，口径16厘米，高18厘米。 出戈的墓葬与戈的年代分析 德山位处沅江下游南岸，从50年代开始，湖南省博物馆、省考古研究所和常德市文物处陆续在这一带发掘过战国至汉墓葬近千座。这次在德山二砖厂发掘的这座墓葬，根据残存的随葬器物的器型特征、墓葬形制，并参照长沙、江陵、益阳〔1〕等地区同类墓葬进行比较， 对墓葬的族属与年代可以很容易地作出论断。 首先，从墓葬形制看，此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 长宽比例基本为3:2，墓壁光滑，带斜坡墓道，墓坑填土大部分为五花土， 近椁室填有白膏泥作密封层，这是长沙、益阳、江陵、常德等地楚墓所具有的共同特点。 其次，从被盗后残存的三件陶器及碎陶片看，其组合为鼎、敦、壶、豆，与上面所谈墓葬形制相对应，可以肯定，这是一座楚墓无疑。再从器型方面分析，所出细颈壶在江陵雨台山〔2〕及周边地区不见， 而在湖南长沙、益阳、怀化及常德等地的晚期楚墓中频频出土，这应属秦将白起拔郢后楚文化在三湘大地上仍然继续保存发展的特征之一。大平底陶鼎和陶豆形制与常德县黄土山〔3〕所出基本一致。因此， 这座楚墓的时代应属战国晚期后段。 关于戈的制作年代，根据其形制大体与江陵雨台山出土的“周
之戈”〔4〕和当阳赵家湖金家山M43 出土的“番仲戈”〔5〕， 以及1974年在长沙识字岭M1中出土的“长邦戈”〔6〕形制基本一致， 其铸造时代应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戈上所阴刻的鸟篆“玄镠夫吕作吉用”7字即指铜戈是用上等的铜和锡材料铸造而成， 这对于研究古代金属材料和鸟篆文结构是不可多得的资料。至于铭文的隶定及戈的文化属性，见到此戈的有关专家持不同意见：一种认为是吴越文化，另一种则认为属楚文化〔7〕。属前者则此戈为楚人之战利品， 如为后者则为楚人的制品。无论其属性如何，对于更多地了解楚文化内涵，或楚文化与吴越文化之间的联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收稿日期：1995—04—18 注释： 〔1〕湖南省博物馆、益阳县文化馆《湖南益阳战国西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2〕〔4〕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 〔3〕常德市文物处《湖南常德县黄土山楚墓发掘报告》， 《江汉考古》，1995年第1期。 〔5〕《湖北当阳县出土春秋战国之际的铭文铜戈》， 《文物》，198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