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1)15-0051-05 在20世纪中后期经济全球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下，西方国家跨国贸易的提升、人口跨国流动的加剧、地区一体化趋势的加速，都对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带来巨大的变迁。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与变量之一，受到人们普遍关注。在教育层面，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传统的公民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使得公民教育的理论研究进入到一个复杂的时代背景之下。本文即是从这一时代背景出发，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西方国家的外来移民族群为考察基点，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公民教育的模式，即德国的排斥型、法国的融合型、美国的多元文化型以及作为一种趋势的跨民族国家型这四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公民教育模式进行简要的评介，以期引发学界对此理论的关注。 一、排斥型公民教育——德国模式 德国是研究排斥型教育的典型。1955年至1973年，德国通过一项系统化的招募政策从南欧的一些国家和土耳其招进了数以百万计的外籍工人。这项政策的实质可以用德国政治家们经常宣称的一句话来概括，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在这种政策下，那些招募进来的外籍工人仅仅是以某种必要的经济角色隶属于次社会的组织机构或系统，诸如劳工市场、基本食宿、与工作相关的医疗保健及社会福利等，禁止在德国境内正式定居，同时被排除在社会的重要领域之外，诸如公民身份、政治参与以及民族国家文化等。劳工的招募因1973年的石油危机而一度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停留在德国境内的外籍工人不但没有离开，反而和自己的家人开始在德国长期生活，从而到20世纪80年代，德国境内稳定的外国人口已超过400万，时至今日，德国已有超过700万的移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9％。即使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德国政治家们仍然继续坚持非移民国家的政策，这在学校教育政策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外籍工人招募的高峰时期(1960-1973年)，移民者子女的教育问题并没有受到过多的关注。然而1973年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者子女进入到市中心以及工业区的学校后，这类问题开始凸现出来。到1981年，德国外籍人口的四分之一是未成年人(数量大约100万)，而这其中有将近一半是在德国出生的。但根据德国的政策，即使是在德国出生的人也无法获得德国的公民身份。这些孩子大多经历了因移民而产生的家庭变迁与变故。同时，由于他们大多数都来自于自己家乡的少数民族，说着他们自己的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仅能说很少的德语或者完全不懂德语，因而他们所承担的性别角色以及父母权威与德国的家庭模式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学校教育领域，一方面，这些移民者的子女虽然进入市中心的学校，但学校里的教师并没有为这种特殊情况的教育受过专门的培训；另一方面，担心自己子女教育的德国父母们由于受到歧视外来人口思想的影响，不断将子女从这类学校转出，从而造成了教育上的飞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移民者子女有着各种复杂的有关阶级、种族、性别及文化冲突的特殊需求，为此，德国政府和当地的教育权威组织机构不得不作出某种回应。 根据德国“非移民国家”的官方对外政策，“双重策略”被采纳并最终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所谓“双重策略”，即：一方面帮助移民者子女保留他们的母语和民族文化以为遣返回国做准备，另一方面也为他们在德国“暂时性的融合”提供语言和文化技能上的帮助。然而，这项策略的长期效应却不尽如人意。这种直接将移民者子女的特殊教育问题与并不充分的官方措施连接起来的方法导致了德国20世纪80年代严重的教育困境：其一，低入学率。许多移民者子女的入学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年，而有一些则根本没有入学。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校并没有很好地满足他们的特殊需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生活上的原因使得这些孩子过早地离开学校以找到低技能的工作。其二，低升学率。在德国的教育体制中，中学分Gymnasium、Realschule和Hauptschule三种，其中Hauptschule是为将来的职业教育做准备，Gymnasium和Realschule是为将来的中高等教育做准备。而许多移民者子女无法获得Gymnasium和Realschule的资格以进入到大学或者接受高水平的职业培训。其三，低成就率。绝大多数的移民者子女在离开学校后无法取得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也不具备在相关领域获得良好工作机会的综合能力。总之，最终的结果就是，移民者子女似乎注定要与他们的父母一样从事低技能的工作。 应该指出的是，教师和当地的教育机构都曾试图改善这种形势。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年间，一种事实上的地方多元文化主义在德国的很多区域得到发展，当地的学校和福利机构也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改善移民者子女所面临的处境，然而，最初有关职业培训和劳工市场政策的长期效应使得这些努力显得微不足道。[1]这种被误导的对移民者子女的教育政策不仅导致了社会对年轻移民者的排斥，而且在种族的基础上产生了劳工市场的永久性分裂。直到20世纪末，由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修改了公民法后，这种情况才得以缓解。 二、融合型公民教育——法国模式 试图同化移民者的社会总是会大力强调学校的作用。比如，在20世纪早期美国所谓的“熔炉”模式中，免费的义务公立学校意味着将来自于各种背景的移民者子女美国化，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将美国的语言和文化传递给这些孩子，同时让他们具备在日益增长的经济中充分利用平等机会所必需的能力。这种同化主义的教育观点在1945年后的前段时期风靡了许多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及法国。20世纪70年代，其他国家都明显地转向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教育，只有法国仍然保持了其自1789年大革命后所形成的公民共和主义模式。这种公民共和主义的模式——由于“同化”的负面含义，目前的官方界定为“融合”——最初运用于法国殖民地以建立当地精英分子对法国政府的忠诚，然而自1945年开始，这种融合模式已成为法国对待大量来自于南欧、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移民的主要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