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11)06-0010-06 疏导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优良传统，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年来，疏导方针的内容日益丰富，方法不断创新，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指导方针。研究疏导方针的历史发展，有助于正确理解疏导方针的科学涵义，增强运用疏导方针的自觉性。 一、疏导方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 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产物，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逐步形成、成熟。疏导方针最初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疏导理念指导下的方式方法。如民主讨论、耐心说服、批评教育等。“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1]211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针受“左”倾机会主义影响出现过重大挫折，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疏导理念、疏导方法上既有实践经验，也有理论积累。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2]89-90这是党的历史上较早出现疏导方针的重要文献。古田会议及其《决议》疏通理顺了与会者的思想，引导大家在有争论的问题上深入讨论，克服了红四军党内的错误思想，解决了红军党内存在的矛盾。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也指出：“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完成的。”[2]140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克服党内、军内存在的“左”、右倾错误，必须运用正确的思想教育方针、原则和方式方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1938年1月，周恩来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中，对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任务、内容和方法作了全面论述，强调“必须开展指挥员、战斗员中的充分讨论，耐心解释一切疑难与误解”，[3]96对于犯错误犯纪律的人，“主要是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执行纪律条令”。[3]97这既充分体现出说服教育的重要意义，也指出了“充分讨论”、“耐心解释”是实现疏通和引导的两个步骤。 延安整风运动找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原则，从而使疏导方针逐步成熟。毛泽东解释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4]827-828“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可以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惩前、治病是前提，救人、毖后是目的；惩前与毖后、治病与救人的中介与方法是批评，就是“好好地说理”。[4]833“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4]1096延安整风运动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对于人的处理问题采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4]938没有过多追究个别同志的责任，而是着重于分析当时的环境、错误的内容、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既团结了同志，又分清了是非，大大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团结，成为处理党内矛盾、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典范。 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基础上，1944年4月，谭政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系统总结了党和军队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成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成熟的标志。《报告》强调通过疏通与引导，平息不良思想和负面情绪，提高战斗积极性，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严肃地批评了政治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平均主义、空喊、孤立主义等不良作风，倡导发扬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方法。指出“形式主义的作风、平均主义的作风、空喊的作风与孤立主义的作风，本质上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作风，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作风。”“政治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作风，就会减弱它的革命性，即使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政治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这些作风不改变，仍然无力完成政治工作的任务。”[5]14《报告》总结的思想政治教育作风与方法主要有：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遇事要从分析具体情况出发；典型的批评与典型的教育方法；启发诱导与检讨反省的方法；开展革命竞赛、表彰英模的方法；说服教育与耐心感化的方法；从中间分子甚至落后分子的水平出发，选择能为他们接受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强调“在改造落后分子的工作中，主要应采取耐心感化的方法，禁用单纯惩办的方法。对于逃兵也不是单纯惩办方法所能解决问题的，必须采用教育感化方法，更要绝对禁止枪毙逃兵。在这里，首长们从爱护观点出发的亲切谈话是最有效力的，一定要把这种首长谈话与群众中的自我检讨、自我教育配合起来才能发生更大的效力。”[5]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