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11)06-0003-07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创造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1]5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动员群众、武装群众、鼓舞群众、凝聚群众的实践活动，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不断创新、改进中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深化，随着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创新和发展。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探索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向广大工人、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对宣传工作作出决定：全党要努力做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使更多的工人、知识分子以及各界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投身革命洪流中来。各地党组织根据决议精神，以办刊物、出版书籍、办学校、举行纪念活动等方式，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活动，为革命进行思想准备。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发出宣言，动员中国三万万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强调工农要实现联盟，才能保证革命的成功。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在确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同时，把农民运动作为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湖南发动并组织农民积极分子建立了秘密农会。随后，许多省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训练农民运动骨干，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国共合作建立了革命军队，党派周恩来、恽代英、邓小平等同志到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和北方的国民军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开设政治思想课程，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原则，诸如：革命军队必须建立政治工作，保证确立革命观念的思想；政治工作要以党的理论、主义、政策教育部队的要求；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是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和内容之一；政治工作人员要谦恭待人，讲究实际，以身作则等。这些探索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南昌起义到古田会议：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形成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标志着党走上了独立领导人民军队的革命道路。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第一次在军队中建立党组织，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着力加强对士兵的教育。在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相继提出了工农红军的“三大任务”，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改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决议》总结了红军创建的基本经验；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确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与任务；阐明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内容、方法，从而成为党和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形成。 (三)古田会议到抗日战争结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成熟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总结出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深入群众、体贴战士、以身作则、重视说服教育、发动群众自我教育等七条经验，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了保证思想政治教育顺利进行，1930年党中央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对红军政治工作的目的、任务以及各级政治机关、政治工作人员的职责作了明确规定，标志着思想政治教育朝着系统、规范的方向发展。 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发表了系列论著，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理论指导。1930年他针对当时党和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应当遵循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原则。1934年，他发表《关系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同年在瑞金召开的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论断和“加强与改善政治教育工作”的原则。1937年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完整地提出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三大原则。1938年他在《论持久战》中深刻论述了“能动性在战争中”、“战争和政治”、“抗日的政治动员”、“战争的目的”、“兵民是胜利之本”等重大问题，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1941年至1942年，毛泽东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在全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延安整风运动，广泛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冲破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实现了思想解放与统一。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文章、报告、讲话内容系统，论述深刻，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标志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成熟。 1944年，红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谭政运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经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做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报告》。《报告》对我党我军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历史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总结，系统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原则，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 (四)抗日战争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得以丰富 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明确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系统论述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这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和统一。在艰苦的解放战争中，党广泛开展了立功运动、团结互助运动和以诉苦三查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极大地激发、鼓舞了军民的战斗热情。毛泽东还专门写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赞扬新式整军运动用群众路线的方式进行阶级教育与路线教育，创造了群众自我教育的新经验。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高瞻远瞩地分析了全国解放后的新形势，告诫全党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为建设新中国提出了思想要求。这些新的思想对全国解放后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