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1)02-0158-05 核心价值观是反映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起主导作用的、长期稳定的价值观，是对一个社会发挥根本性指导作用、影响社会成员行为取向的最根本的价值理念或价值目标。社会核心价值观除基本的、通用的价值元素之外，还具有结合各自文化历史传统和发展现状的价值元素。每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建设都与本土历史文化底蕴、时代背景和现代发展经验联系在一起并深受其影响，但是在加强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上，又有以下共同的做法和经验。 一、立足本国传统，吸收时代精华 民族国家成立以前，主权象征、宗教崇拜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解释体系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民族国家成立以后，以国家崇拜为标志的爱国主义变成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二战以后，有的国家坚持把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作为核心价值观，有的则把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作为社会核心价值观。各个国家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既立足于本国传统文化，又吸收了时代精神的精华。 美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冲出英国王权专制主义努力的基础之上的，自由是美国精神的核心。随着19世纪末移民社会的建立，20世纪，在宽容与非宽容、民主与非民主、种族主义与人权运动之间的斗争中，宽容、民主、人权与正义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尽管历史不长，但非常重视对美国文化模式的认同教育。 无论来自世界任何地区的移民，都要认同这种模式，因此，在美国的各种教育中，对美国化模式的认同成为政治教育的最主要内容。在美国的中小学里，几乎每个班级都悬挂有美国国旗和美国总统的画像，每天的课程是以唱国歌和对国旗的宣誓开始的，在开设的课程中更是充满爱国的内容。如美国中学开设的“社会研究”课程，就鼓吹美国的责任是领导世界，鼓励青少年努力为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强大地位、维护世界和平与社会秩序而工作。① 在欧洲，早期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相伴而行，并互为目标与手段。其极端形式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德国，希特勒把德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发挥到了极致，最终演化成了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二战结束后，欧洲社会一分为二，西欧国家开始走向多元社会，而东欧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实行社会主义。欧洲社会的核心价值目标被打上冷战的烙印。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欧洲国家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欧盟成为一个邦联体，民族国家的界限开始模糊，各种泛欧洲主义、新社会运动开始兴起，民间组织迅速崛起，各种普世的价值观如民主、自由、正义、性别平等、生态平衡等超越爱国主义成为全欧洲核心价值的主要内容。 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由于受儒家文明的影响，强调家庭伦理，崇拜等级与秩序，崇尚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是共同的核心价值。此外，由于受西方文明影响的程度不同，在亚洲国家中，有的坚持把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作为核心价值，有的则把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作为社会核心价值。当然，各个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都按照各自文化特征的要求进行了取舍和嫁接。例如，韩国在民主改革后，坚持在儒家文明的基础上培养韩国民众的民族主义，吸收现代民主、人权、正义等核心价值理念；日本在“五五体制”形成以后，培养民众爱好和平、民主、宪政等价值理念，同时也融合了日本民族独特的祖先崇拜、等级崇拜和国家崇拜等观念；在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巧妙地把现代社会的民主、公平、法治等理念与传统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以强调公平、正义、有序、伦理为主要内容的核心社会价值观。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建立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时都把本国历史上留下来的古老传统与现代化使命联系在一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信念都含有本国传统的内容，如加纳总统恩克鲁玛所倡导的“非洲式社会主义方案”就以非洲的乡村秩序为前提。他指出，非洲传统的部落村社制度是真正理想社会的楷模。如果要寻找社会主义的政治渊源，就必须追溯到村社制度。社会主义是在村社制度原则指导下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非洲社会主义的目标是非洲传统精神文明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相结合。②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也提出，“我们有些原则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是，另外一些原则来源于我们的传统。例如土地公有制就是其中之一。”③ 二、宗教、法治、教育、舆论等是建设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强有力手段 以宗教形式塑造意识形态。西方国家参与宗教生活和教会活动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当代美国人去教堂的次数远远超过去球场和电影院，宗教意识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强烈地影响着国家意识形态，“基督教构成了民主和人民自治思想的最深厚的基础”④。《美国的本质》认为，美国社会与基督教新教具有密切联系，基督教新教为个人主义、自由、民主、人权等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美国历史学家戴格勒曾说：“如果说美国人今天是个人主义者，那么，清教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主要根源。”⑤由此可见，宗教对西方价值观和政治信仰的影响重大。 以法律手段规约意识形态。西方国家通过法律对意识形态进行规范和强化的基本做法，是以法律制度约束人们的思想言论与政治权利。尽管西方国家大都在宪法中把新闻出版自由确定为公民基本权利，但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无时无刻不受到统治阶级的影响和限制，在表面“自由”的幌子下，“新闻传播将各种观念灌输到美国人民脑子里，人民耳濡目染的、该看到什么、该听到什么，全都由那些控制传播工具者来决定”⑥。西方国家宪法在赋予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规定了许多限制性条款，例如联邦德国1949年《基本法》第18条规定：“如任何人滥用自由表达的权利，特别是出版、教育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通讯、邮政、电讯秘密权，财产权和避难权，此种滥用法定权利与自由、民主的基本法令相抵触，即丧失上述各种基本权。”⑦英国1911年颁布、至今沿用的《官方秘密法》规定，受法律保护的范围不包括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所有信息，如果告诉没有得到授权的人或者没有得到授权获得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信息，都是一种犯罪行为。利用法律手段制约意识形态是西方政党的主要做法。它们一方面宣扬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另一方而又通过法律手段对“虚假的诽谤性文章”进行“有益的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