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处于人生可塑的阶段，其道德观的发展变化与时俱进，进展迅速，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价值取向容易流向世俗化，道德规范也容易受到功利化的冲击”[1]。加强未成年人道德观发展的动态性追踪研究，“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善于利用事例，特别是利用数字和事实说明问题”[2]，有助于现时态地把握未成年人道德观的发展脉搏，辨清其影响因素及改善路径，为进一步有效引导未成年人道德观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就价值观和思想道德状况，我们2006年在安徽省8个城市(含乡镇)的18所中学的2，426名未成年人中做了调查；2007年在安徽省10个城市(含乡镇)的11所中学的3，045名未成年人中做了调查；2008年在安徽省17个城市(含乡镇)的24所中学的2，875名未成年人和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深圳、信阳等6个市的8所中学的1，150名未成年人中做了调查；2009年在安徽省16个城市(含乡镇)的26所中学的2，021名未成年人与河南省信阳市的3所中学的195名未成年人中做了调查。另外，我们2008年在安徽、北京、上海、南京、深圳、信阳等6市(以安徽为主)选取城市23个、中学32所、教育者155名做了调查；2009年在安徽、河南(信阳)等两省(以安徽为主)做了调查，选取城市17个，中学30所，教育者223名。 本系列调查的青少年总有效样本为11，712份，教育者总有效样本为378份，采用人工统计法与社会调查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合成，数据准确。 一、调查的结果与分析 (一)影响未成年人道德观发展的社会因素 1.未成年人的看法 对未成年人道德观发展构成影响的社会因素是多方面的，此题列出12种社会上比较常见的因素供未成年人选择。在正面因素中，从总排序上看，“英雄行为”(20.17％)位居第1，从各年排序看，2006年、2008年与2009年均位居第1，2007年(17.24％)位居第2。2006年虽然排序第1(13.73％)，比率却比2007年低3.51％，比2008年(25.11％)低11.38％。2009年的比率最高(25.90％)，比2006年高出12.17个百分点。可见，这一项的比率在逐年上升，且上升的幅度较大。“优良传统”(14.97％)位居总排序第2，2006年(11.95％)、2008年(15.08％)与2009年(13.72％)均位居第3，2007年(18.13％)位居第1。“见义勇为”(14.11％)位居总排序第3，2006年(11.05％)位居第4，2007年(12.97％)位居第3，2008年(15.80％)与2009年(15.93％)均位居第2。从排序来看，三项正面影响因素的总排序处在前3位，各年排序处在前4位，足见正面影响因素对未成年人具有强劲的影响力。在负面因素中，从总排序上看，“残酷竞争”位居第4(11.02％)，从各年的排序看，2007年(12.51％)与2008年(10.16％)的排序与总排序一致，2006年(13.31％)位居第2，2009年(8.03％)位居第5，比率最低。“社会丑恶现象”(9.22％)、“不法分子的行为”(4.87％)、“父母亲的不良行为”(4.60％)、“老师的不良举动”(4.08％)、“损人利己”(3.72％)、“自私自利”(2.66％)，分别位居总排序第5、7、8、10、11、12，这些负面因素的影响力相对弱一些。在中性因素中，“社会时尚”与“社会思潮”既有好的影响，也有不良影响，主要看其本身的性质和类别，也要看未成年人的应对态度与方式。从总排序上看，“社会时尚”(5.18％)位居第6，2008年(4.79％)与2009年(5.32％)均与总排序一致，2006年(6.27％)位居第8，但比率最高，高出2007年(4.50％)1.77％，可见“社会时尚”对2006年的未成年人影响最大，并逐年减弱。“社会思潮”(4.50％)位居总排序第9，2006年(4.20％)位居第10，2007年(4.07％)位居第8，2008年(4.94％)位居第7，2009年(4.60％)位居第7，排序上有一定差异，但四年的比率相差不大，与总比率也比较接近，表明2007年的未成年人对“社会思潮”的反应不如其他3年的未成年人敏感。“其他”是一种没有预设的选择，选了“其他”的未成年人一般认为除供他们明确选择的12种影响因素外，还有别的重要因素在影响他们，这种认识在2006年的未成年人中表现尤多。 2.教育者的看法 从连续两年的调查总结果看，教育者认为“社会时尚”(18.78％)对未成年人影响最大，其次是“父母亲的不良行为”(18.25％)，再次是“英雄行为”(13.49％)，复次是“社会思潮”(9.79％)。其余各项排序为：“社会丑恶现象”(9.27％)、“优良传统”(8.61％)、“残酷竞争”(5.73％)、“见义勇为”(5.26％)、“老师的不良行为”(5.26％)、“不法分子的行为”(3.37％)、“自私自利”(1.80％)、“其他”(0.39％)。在教育者眼里，正面、负面与中性因素对未成年人道德观发展的影响力都比较强劲。 (二)影响未成年人道德观发展的家庭因素 1.未成年人的看法 调查显示，认为影响“很大”的总比率为63.32％，位居第1，2006年为62.98％，2007年为62.04％，2008年为65.24％，2009年为61.96％，4年均位居第1。这就意味着未成年人对来自家庭的影响感受很深，尤其是2008年有更多的未成年人有这种感受。认为家庭对自己道德观发展影响“一般化”的总比率为17.43％，位居第2，2007年(16.29％)最低，2009年(18.86％)最高，可见，认为家庭的影响存在但不显著的未成年人人数有增多的趋势。认为影响“不大”的总比率为13.93％，排在第3位，2006年(13.52％)至2008年(13.34％)的比率相差不大，2009年(18.86％)最高，可见感到家庭对自己道德观发展影响小的未成年人也有增多趋势。认为“没有什么影响”的总比率为5.33％，从4年的比率看，2007年(7.88％)最高，比2006年(6.35％)高1.53个百分点，比2008年(3.75％)高4.13个百分点。虽然2007年的比率最高，似乎家庭的影响会变小，但从2008年开始比率下降较大，认为家庭对道德观发展没有影响的未成年人明显减少。 2.教育者的看法 家庭对未成年人道德观发展影响很大的观点不仅被教育者认同，而且赞同这一观点的教育者的比率(77.25％)比未成年人的比率高13.93％，在“没有什么影响”这一项上，教育者的选择率(0.79％)也远低于未成年人，可见家庭对未成年人道德观发展的重要影响。 (三)影响未成年人道德观发展的个体因素 1.未成年人的看法 此题列出9种人供未成年人选择，结果显示：位居总排序第1的是“父亲”，第2是“母亲”，显然，父母亲是影响未成年人道德观发展最显著的人，父母亲情的影响力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第3位是“任课老师”(14.11％)，第4位是“班主任”(12.49％)，第5位是“朋友”(11.03％)，第6位是“其他”(6.62％)，第7位是“同学”(5.44％)，第8位是“校长”(2.81％)，第9位是“亲戚”(2.57％)。从2006-2009年4年的比率看，任课老师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从2006年的15.58％到2009年的14.80％，班主任的影响力呈逐渐增大之势，从2006年的11.54％到2009年的15.52％，朋友的影响力处在动荡之中，从2006年的12.16％到2007年的7.32％，再到2009年的12.45％，同学的影响力在逐渐减弱，从2006年的6.06％到2009年的4.65％，校长的影响力降低的幅度较大，从2006年的6.47％逐步降到2009年的1.13％。可见，老师与班主任是未成年人最直接的教育者，影响力较大。同学与朋友是未成年人的同龄人，不存在太大的心理距离，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相互之间的作用和信任。校长却是一个与未成年人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都比较远的角色，往往居高临下，未成年人对其多是敬而远之，因此对他们道德观发展的影响是间接的，与未成年人的关系存在明显的疏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