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1-0046-04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提出过“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但是他们很早就注意到了“精神力量”的作用，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物质活动与“精神交往”、“精神生产”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他们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了思想和精神对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认为思想和精神对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运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这种思想和精神的作用必须通过“一定的工作”才能发挥出来。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没有明确提出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但在著作和文章中使用了大量关于“宣传”、“宣传工作”、“政治宣传工作”、“鼓动”、“宣传鼓动工作”、“政治鼓动工作”、“政治教育”、“宗教教育”和“理论教育”等提法，这些都是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密切相关的基本概念。 一、“宣传”、“宣传工作”、“政治宣传工作”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时，大量使用了“宣传”、“宣传工作”、“政治宣传工作”等概念。1843年，恩格斯在《伦敦来信》中谈到，英国辉格党政府统治时期，原本非常希望惩治个别杰出人物，但是知道这样做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者，因为假如出现了为社会主义者的事业而殉难的人，“这就会惹起宣传，而宣传是使他们的事业更加深入人心的一种手段”[2]。恩格斯考察英国工人状况时，认为工人们广泛地掀起要求十小时法案的运动，是因为“工会通过宣传使这个要求变成了所有工厂居民的共同要求”[3]。 当经济危机的爆发迫使工人更多地从社会方面而不是从政治方面去寻找摆脱穷困的出路，他们一方面争取实施自己的宪章，“同时，社会主义的宣传也在继续进行”[4]；煤矿区的治安法官在那些“报纸很少，——而报纸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治宣传工作很不开展的地区，享有几乎无限的权力”[5]。当恩格斯看到共产主义在德国有了迅速发展时，认为这与“现在我们已经有几十个有才干的作家向成千个渴望知道有关这方面的一切的人宣传新的学说”[6]是分不开的，“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6]，德国画家许布纳尔的一幅画也能起到巨大的作用。1845年2月，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提到《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的“创刊号预计在今年五月里出版；它将全部用来宣传我们的思想。……准备另外再出版一个月刊，……这个刊物将全部用来刊载那些表明现代文明社会处于什么样的状况的事实，利用雄辩的事实来宣传彻底改造的必要性”[7]。1847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在他们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一章第二条关于盟员的条件中明确指出，(盟员必须)“具有宣传的能力和热情、坚定不移的信念、革命的活力”[8]。恩格斯还批评特卡乔夫不懂得宣传的作用，将俄国的革命方式简单化为“密谋”的手段，认为“在俄国本国内，尤其是在城市中，向人民进行口头宣传的途径是永远不可能完全被杜绝的”[9]。 1856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到莱茵省的工人运动状况，他说：“目前宣传工作主要是在佐林根、伊塞隆及其近郊、爱北斐特和威斯特伐里亚公国的工厂工人中间进行。”[10]恩格斯称赞托利党人奥斯特勒为了让工人了解十小时法案，“经常在工厂区进行宣传工作，……现在特别为工人爱戴”[11]。1868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中谈到英国的情况时说：“政治运动、旧政党的瓦解和即将到来的竞选的准备工作占用了我们许多优秀力量，因而阻碍了我们的宣传工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同各地的工联建立了经常不断的通讯联系。”[12]1872年，恩格斯在萨拉哥沙代表大会上发言，指出西班牙工人运动曾受到宗派主义的束缚，因为“巴枯宁及其追随者把西班牙看成是他们的堡垒，因为他们在好几年内一直控制着在这个国家里的全部宣传工作”[13]。1885年，恩格斯在写给贝克尔的信中说：“艾威林夫人在这里热情地从事宣传工作，但在群众中的成绩只能在以后才会显现出来。”[14]1895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指出，社会主义者要争取广大人民群众，才有可能使革命运动取得持久的胜利，他说：“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那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15] 二、“鼓动”、“宣传鼓动工作”、“政治鼓动工作” 马克思恩格斯在文献中大量使用了“鼓动”这一概念。1844年，恩格斯在《大陆上的运动》一文中提出，应该使社会越来越关注无产者的状况：“目前在德国开展更广泛的社会鼓动该是多么好的时机，创办一张主张彻底改造社会的定期刊物会得到怎样的反应。”[16]他在考察英国工人状况时指出，工人反对新的济贫法及争取十小时法案的运动已经和宪章运动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工人的宪章主义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在那时就已经显露出来了。……1839年，鼓动还是和以前一样活跃地继续下去，在年底鼓动开始松懈下去的时候，巴赛、泰勒和弗罗斯特就急忙同时在英国北部、约克郡和威尔士组织一次起义。”[17]恩格斯还赞扬宪章主义者罗伯茨“不辞劳苦地组织罢工，进行鼓动；他召开各种会议，东奔西走跑遍了全英国，……这个名字渐渐地使那些拥有矿井的治安法官们闻风丧胆”[18]。1868年，马克思在给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的信中说：“我满意地看到，你们的代表大会的议程列入了那些确实应当成为任何严肃的工人运动的出发点的问题：展开争取完全的政治自由的鼓动……”[19]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为得到取得彻底胜利所必需的武器，“借助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可以为自己争得普选权，而借助直接的普选权并与上面所说的鼓动手段相结合，就可以争得其余的一切”[20]。
